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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子说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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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子女

上个星期天的《中国达人秀》有一个节目是一群三四十岁的人跳新疆舞,他们的身份是“上海新疆知青子女”。观察员窦文涛问他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有的说二十岁,有一个说十四岁,她说她当时还年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不想离开熟悉的新疆一个人来上海投靠亲戚,说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在知青大回城浪潮中,广东去海南、湛江建设兵团的知青不算很曲折地回城了;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通过请愿、卧轨等做法大部分也回城了;而新疆建设兵团的知青为回城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被镇压了。后来为了安抚民心,上海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没回上海的知青可以有一个子女回上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群——“知青子女”。这帮“知青子女”远离父母和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为了自己在上海有根,不惜让孩子重蹈当年自己因下乡离乡别井的状况。当然,这是相反的两回事,但对孩子来说心理上的困苦是一样的。
    这群新疆知青子女在上海抱团取暖,经常在一起跳新疆舞,在他们心中新疆才是他们的家乡。现在他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们的父母也陆续退休回到上海居住。如果不是“知青子女”先回到上海,很难想象身为“知青”的父母退休后能回上海安度晚年。然而,这又引发另一些社会问题。
    一个上山下乡运动,搞得两代人离乡别井,可能当年我们的伟大领袖万万没想到吧。又或者为了他的理想(还是狂想?),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吧。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离乡别井,对当年的我们,特别是对小孩来说是无奈的,和“北漂”、留学、移民不同,后者是主动的。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12-29 14:44 編輯 ]
2012-12-29 11: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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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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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今天无意哼起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在当年很流行,我想主要是它的旋律优美。“那时候妈妈没有田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哼到这句时,不禁想,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我一辈子都靠劳动谋生(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现在退休做“白领”,那是我以前劳动积累的回报),我觉得很光荣,并不觉得可怜,当年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很悲惨?     
   学生时代我们心目中地主就是黄世仁、周扒皮再加上后来的刘文彩,穷凶极恶。而贫下中农都是杨白劳、高玉宝般苦不堪言。下乡时我们生产队会计辉叔的父亲是老贫农,辉叔邀请我们去他家坐,房子有两层,很漂亮。他说,四清时有工作队员去他家拜访他父亲,看到他家的房子很漂亮,想当然地问是不是土改时分的。他父亲很自豪地说,不是分的,是我自己的。那几个四清队员以为进错什么人的家,忙不迭离开。他当笑话说给我们听。去年我们几个回安堂,探访当年一起开工的同龄人,其中一个叫北昆的他父亲是贫农。北昆还住在他爸爸的老房子,那老房子虽然建于解放前,但以现在眼光看一点也不寒碜,高门大户很有气势,我们一起在他家门前拍了照(廖和平曾发上会馆,忘了放在哪个房间)。当年若是只看书报,谁会相信解放前会有住大屋的贫农?事实是有,而且不少。80年代看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剧里的地主容老爷对他的租户很有同情心,我觉得这才是大部分地主的真实写照。
    没有地的农民向有地的人租来种,要交地租,天经地义,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从前叫“剥削”?说到“剥削”二字,想起下乡那些年,辛辛苦苦劳作一天只有一毛多的收入。按生产队的考勤标准,我们都属全勤,全年收入只有几十元,扣除600斤口粮后(除了口粮再没有其他东西分)所乘无几,买盐都唔咸。要是没有家里支援,我们连杨白劳都不如,杨白劳还有喜儿卖,我们只能卖自己。难道我们的劳动价值真的这么低吗?不是!是当时的政策,当时的做法让我们穷。上面的瞎指挥,“农业学大寨”的瞎折腾让农村经济频临崩溃(整个大队一年的收入不及过年前全村一天的侨汇)。我们的劳动成果被浪费(看#21帖),我们的劳动经常是无用功,我倒希望被谁剥削,起码我的劳动有成果,起码我的劳动成果是社会财富。
   下乡时回家,我有时在父亲面前发牢骚。父亲说,你们现在多好啊,中学毕业就安排工作了,我们那时大学毕业就是失业。我差点跳起来,大声反驳:“这算什么工作呀,我们是去农村耕田!当年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去农村租几亩地种种?你还可以做乡村教师,还可以给地主做账房先生,不一定非要耕田。我们是耕田!而且还不能养活自己!”不停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把父亲变成糊里糊涂的人。明明是不由分说把我们赶到农村,还要我们感激!
    提起旧社会(文革于我就是旧社会)真是气愤,为了不让历史重演,真要给孩子讲讲那过去的事情。
2013-2-27 13: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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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单引起的回忆

昨天在《快人快语》讲开当年的工资单项目一长串,有一项印象特深刻,就是粮差补贴几元四毛四,那四分钱也不知是怎么
算出来的,任何人多了四分钱富不了,少了四分钱也穷不了,它就是不四毛也不五毛,是四毛四。那时发工资是现金,为了
那四毛四要准备一大堆零钱,真是无事找事。中国有些东西真的不可理喻,比如当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买布是按米计
算,那一丈三尺六是四米半多一点,谁也不在乎那一寸,偏偏不是四米半而是一丈三尺六。倒不如把那四分钱、一寸布支援
世界革命算了。
    说到“支援世界革命”,我们老百姓作的牺牲何止是四分钱和一寸布,要不然刘少奇也不会在他的对外政策“三和”后
面还要加上“一少”了。说来好笑,我们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后来成了敌人,还有我们的“老大哥”更是成了第二号敌人

    记得大约初三政治课学“九评”,印象最深刻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课,其他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文
章说南斯拉夫的私人企业占了多少,鼓励资本主义经济,解散农业合作社,工人失业没有地位等等。政治老师还以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体育比赛纪录片为例,说到处都是商业广告,连运动员的衣服上都有广告。事隔几十年,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走的不是当年南斯拉夫的路?只不过人家比你早几十年悟到罢了。人家当年是坚持“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偏要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自己走的也是这条路,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却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赵树理小说人物的绰号来形容,真是“常有理”、“惹不起”。如果现在有人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可能会笑死好多人。
2013-4-26 10: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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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改變

思想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的思想在改變,國家也在改變,經濟在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而且不會走回頭路了。這都可喜﹗
我老家那小山村,88年春我回去是水桶打井水,後來扶貧打了機井,手按就能從管子出水,現在回去是打開水籠頭就有水。88年我們是踏着泥濘,一步一滑走回村,現在小汽車可直接開到家門口了,更別說破木屋換成了大磚樓。
彈是很容易的,多彈也是関心的表現,誰叫我們是老人呢﹗要不然也去找個官來當當,造福於民。

[ 本帖最後由 廖和平 於 2013-4-26 12:04 編輯 ]
2013-4-26 12: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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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廖和平#64帖

温家宝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有可能重新发生。所以你不要说“不会走回头路了”。在我们这个民主和法制都很不健全的国家,借用一句广告语是“一切皆有可能”!
不要说“弹很容易”,你弹给我睇下?你会吗?你只会谢主隆恩、感恩涕零。教你弹吧——88年我回老家,解放快40年了还是老样子,泥泞小路破木屋(可能更破)。  
去饭店吃饭觉得不好吃提意见,有人说:“你净识弹,你来做几味益下食家?”你会不会觉得他简直是无赖?
有的人做惯了良民(不用“奴才”这么刺激的词)已经不会用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有人上门检查卫生,那些检查卫生的人专去看床底有没有蜘蛛网,看看花盘底下有没有积水,其目的是帮你家消灭卫生死角。有谁说“为什么看不到地面、桌子那么干净,你们专挑黑暗面”?要是床底有死老鼠,花瓶有孑孓,又算表扬你家干净又有何用?
2013-4-27 10: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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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處

我和你都是88年回鄉,看到的都是破木屋,泥濘路。接着你是朝前比,得出的結論是解放快40车還是老樣子,我是朝後比,覺得一在改變,無論是道路、房屋、設施和人的思想,我真是萬想不到我那老家,竟建了一座教堂,兩個尖頂(假假地算是哥德式)在那青山綠水中十分突出。這一切令我心舒暢。
2013-4-27 13: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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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

我说你只会谢主隆恩感恩涕零不会弹没错,教也不会,所以你不要说弹很容易。88年你回老家,踏着泥泞小路一步一滑走回村,看到的是破败的小木屋,居然认为很正常,想不到要“弹”。这就是我与你的不同!

我出生时祖先已在广州定居300多年,我的老家是广州市海珠中路福地巷。别搞错,88年是你回老家。我才不是你老乡。
2013-4-28 12: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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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

在《八仙会馆》我不知多少次被说是“右派”,不管是“晚生10年”还是什么。我倒无所谓,甚至觉得有点荣幸,但有些话憋在心里想说很久了。
    “右派”是57年“反右运动”的产物,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过着屈辱的生活。而且还连累他们的孩子,不但在升学中受歧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更被“混蛋”。
    在“右派”平反已30多年的今天,当年的“右派”有的做了总理,有的做了部长,刘秉森还用崇敬的心情给大家介绍当年“右派”黄万里如何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我们未必知道的真相”,然而在我们一些同学心中“右派”是“衰多口”、“咎由自取”、“活该”的代名词,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是对的。每遇到有非主流思想“衰多口”,很容易地给盖上“右派”的帽子。不知是无知还是因为当年的影响实在太深,惯性的确很大,几十年都不能改变。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同学、馆友中有人的父母当年就曾被错划为“右派”。看到你们如此理解“右派”,作为曾经的“右派”子女,他们会有何感想?所以在此拜托“左派”同学们不要再这么得瑟了。
    实话说,相当部分的“右派”是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右派”吃亏在太单纯,听信了号召“给党提意见”,以为真的言者无罪,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哪知是“阳谋”引蛇出洞,秋后算账。从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集体趴下,唯有歌功颂德才能保全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从始,人人“听话要听党(毛)的话”,根本不用思考对还是错——敢说是错的吗?对于文革这样反动的事,连老干部都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更何况老百姓?大家认为这是好事吗?如果我们的伟大领袖真的像全国人民祝福的那样“万寿无疆”,恐怕我们现在的生活比朝鲜还糟糕。

“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民受教育,现在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这是当年的“右派”言论之一(知道是谁说吗?)。我们就是被只接受一种教育的人!
2013-6-12 1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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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的代价

我是在文革早期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那时瞿秋白已被说成是“叛徒”。当时我觉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很真实。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这“多余的话”可能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但能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自己,不是比留下虚名更重要?我想这大概是瞿秋白当时的想法吧。
    瞿秋白被俘后国民党方面多次劝降,他不为所动,从容临刑令对手亦佩服,其行为当得起“烈士”之名。然而,文革时因为《多余的话》被说成是“叛徒”,他在八宝山的坟墓被毁,其父母、兄弟在济南、常州等地的墓地也被破坏,遭株连九族。可能这是瞿秋白当时万万想不到的吧。
    当年瞿秋白要不是被当做包袱留在了江西,就不会有后来的被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自白——《多余的话》,就不会被成“叛徒”。但我认为,以他的个性,即使留在了“革命队伍”,也不一定会有好下场,迟早要被排斥掉。因为,他还是书生本色。

    记得大约1989年的5月底,戈尔巴乔夫访华,在电视上看到当时刚顶替了胡耀邦的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不适合当总书记,适合做总理。我大吃一惊,心想多么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赵紫阳真够大胆的。没多久,赵紫阳下台了,又换了一个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苏联没多久也下台了,这是后话。
    当然,赵紫阳的下台与真话无关。
2013-9-10 13: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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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说”

国民党籍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因司法关说丑闻被撤销中国国民党党籍,面临失去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机构负责人职位。马英九在记者会上批评王金平涉嫌关说“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如不对其作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等于默认司法尊严被继续践踏”。马英九表示考纪会撤销王金平党籍是痛苦却不得不做的正确决定,希望党员齐心协力维护党的声誉,共同努力维持党的安定。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也是痛定思痛的机会。唯有改革才能赢得民心,才能促进团结,国民党必须向前进。
     “关说”在我们这里就是走后门说情,属于司空见惯的事。请问有谁见过有哪个官员因为“关说”而丢党籍、丢官的?官官相卫、集体作案倒是常见。如今国民党又走在前面,是不是令我们的执政党汗颜?
    新一届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老虎”、“苍蝇”一齐打,确实把部分贪官抓了(还有很多很多待抓),而人家已经是连走后门说情都严肃以待,绝不手软。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究其原因是因为台湾除了有执政党还有反对党,不知对否?
2013-9-13 11: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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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何钰培在《父亲的苦与难》帖子里提到他的挚友永鸿的父亲被打成右派20年后才得以平反,永鸿说他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不愿提及以免伤心。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我对他的误解。
    我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三中教师张寓龄是父亲在四中时的学生。父亲在我眼里胆小怕事,被洗脑洗得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属“紧跟”的那一类人,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初期父亲也和大家一样响应号召投身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直到“清理阶级队伍”,父亲由于在大学毕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免了教职到农村分校当猪倌,工资也降了三、四级。林彪事件后父亲平反了,恢复教职重回教师队伍,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平平安安工作到退休。70年代末有关方面请父亲参加高考语文出题小组,那时我女儿还很小,记得父亲离家后一直到高考结束才回来。他说出完题后有关方面组织一干出题老师去旅游,不能打电话。我想是为了保密吧,那时还没手机,只要和外界不接触就不会泄题了。
    我曾和同学抱怨父亲胆小怕事只知紧跟,没有自己的思想。同学说,你应该感谢父亲,他这样做不但保护了自己而且保护了他的家人免受灾难。当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
    看了何钰培的帖子(微信),看到永鸿的遭遇,我反省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深深感到自己误解了父亲。文革前我们一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如果不是父亲谨小慎微,在那种政治环境中,特别是他教的是语文,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成了“阶级敌人”,我们一家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细想其实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和家庭,应该理解体谅他们。
    父亲和母亲都活到89岁,他们的晚年幸福体面有尊严。现在我们几姐弟基本都退休了,孙辈个个大学毕业,有的还考上研究生,真要感谢父母亲的庇佑。
    祝我的父亲、母亲在天堂快乐!
2014-6-16 22: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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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产党,“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今天在报上看到一篇介绍台湾作家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的文章。蓝博洲从27岁那年开始接触尘封于地下的台共党人历史,二十多年来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以一人之力发掘研究台湾共产党人的历史,而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像样的写台湾地下党的著作。
     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解放前夕被派到台湾继续地下工作,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在乡下过着隐名埋姓的生活。余则成去了台湾后来怎样呢?没有了后来,成了“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今年7月在大陆出版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写的是中共在抗战后派往台湾组建中共台湾工委的四名党员之一张志忠及其妻子儿子一家三口的悲剧。“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序言中写道。
     蓝博洲的一系列作品,他一生只在写一本书:中共曾在台湾做了什么。在大陆学者看来,蓝博洲以一人之力所做到的,已足以让大陆研究界惭愧。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4-11-14 10:43 編輯 ]
2014-11-14 10: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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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

凤群的一系列回忆录引起大家的赞赏和共鸣。我们这代人已放下生活的重担过上轻松自由的晚年生活,是该写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了。以前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充斥着我们的读物,大家耳熟能详,随口都能说上几段。然而现在文革十年浩劫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那些苦难那些不堪好像已烟消云散,甚至有人居然还怀念文革,还发掘文革的“好处”,什么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云云。我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不论处于哪个阶层都不能置身于度外,我们能否用前人写解放前苦难的干劲来写写自己所经历的文革,写写父辈的遭遇?
    提到文革的灾难,可能有的人会说“又揭伤疤了”,为什么以前讲旧社会没有人这么说?其实一样道理,都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只不过一个是当局主导的事,一个是当局企图淡化的事,仅此而已。
   
   
    凤群的回忆录一石击起千层浪,馆内馆外都有朋友提到自己和家庭的故事,捞B,希望你也写写你的“黄肿脚不能提”的父辈的故事。黄叔、多章,能写写你们及父辈文革中的故事吗?期待!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6-4-9 08:17 編輯 ]
2016-4-4 14: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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