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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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8 11:58
標題:
子说
展开辩论又何妨
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学生辩论会，抽签决定正、反方，双方辩得不亦乐乎，十分过瘾。在辩论过程
中经常会擦出智慧的火花，令人叫绝。可惜我们那时流行“统一思想”，不让学子有自己的想法 更不鼓
励有什么“反方”言论。唯有叹息生不逢时。
《八仙会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各地同学不分地域、时间交流的平台。除了谈论书画琴棋、风花雪月
、衣食住行等等之外，也可以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辩论。可能是我们受的教育或者是惯性使然，会馆似乎有点拒绝辩论。“百花齐放”基本做到了，“百家争鸣”如何？有花香还要有鸟语，对吗？
作者:
国泰
時間:
2009-5-9 01:31
標題:
喜见《子说》开坛
启子提议对某些事物展开辩论，终于见到开场白了。对一些事物的见解，不同人、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处境会有不同的看法，通过讨论、辩论容易明了事物本来面目，或者辩出真伪、辨明是非，或者找到最佳方案、答案。我很欣赏启子之举。愿《子说》成为会馆一个雅室，让我们多一个聚脚点。
其实讨论、辩论，甚至争论，在家事国事天下事方面、在学术、艺术、技术等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展开，书画琴棋、风花雪月、衣食住行也不例外。用心浏览，在会馆不少栏目中都有出现过，就算在《民以食为天》也有过。可能启子提到的讨论、辩论是指某个范畴。我理解《子说》论坛应是由启子提出问题让大家来讨论，有不同看法可以即时发表。启子谈到电视上看到的学生辩论会，其实全是做秀娱乐观众。预先设下正反两方论点由双方各自找论据说服对方，有如法庭上的律师，控方律师一定要煮死被告，被告方律师要设法让被告摆脱罪名，对参与人来说往往是违心的。与现实中的讨论、辩论，甚至争论有质的不同。前者是先有答案再辩论，而后者是辩论得出答案。
从心理心态角度考虑，我等半痴呆宜适当减压，讨论问题宜宽松，对自己来说，齐放、争鸣亦要有个度，否则肝阳上亢，血压必高无疑，何苦呢。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多多包涵，恕我也是直话直说。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09-5-9 09:21
標題:
旗幟要鮮明
國泰，好像你是太極高手，看了你的文章，我糊塗了，到底我們要辨嗎？你理解<子說>要辨甚麼？是文革？<子說>是啟子說嗎？她真搞笑。我等不痴呆，只不過國內人口多，後生大了，老的退下來，把職位讓出來給後生，其實看我們同學，我覺得大多數還能打得死隻老虎，這老虎當然不是景陽崗上的，而是各行業的，尤其是你和班長(包括李梁)，既然退下來了，一切與利益無關，怎會血压升高？
作者:
国泰
時間:
2009-5-10 01:19
標題:
向和平致歉
由于我语文水平一向不那么,可能产生误会。一方面表达能力差、词不达意，可能让人看不出所以；另一方面文学功底浅，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对《子说》只作字面理解，可能误解了原意。正因为这样，让和平糊涂了，抱歉。
我在初中时跟李灶学过蔡李佛，不过现在连扎马都不会了（拳不离手！）从没学过太极。和平笑话我是太极高手，可能认为我说话无棱两可、含含糊糊。其实我在上帖观点是很清楚的：赞成支持开坛，这对大家有利，起码多一个园地；建议讨论问题宜宽松，则纯属从各人自身考虑，既然都进入第二个花甲了，尽量让自己过得安逸平和，没必要过多劳气。争辩起来难免激动，甚至耿耿于怀，容易伤气伤身，正因为很多问题争辩与自身利益无关，更无必要劳气，一劳气一激动血压真的会高，看足球、打麻将猝死案例时有发生。至于担心争辩会伤感情就大可不必，四十几年同学之间的友情不会因为争论几句就破裂。至于是否拒绝辩论问题，相信没有一个人有权有能力禁止辩论，关键是对辩论的主题感不感兴趣，每个人倒是有权决定是否应帖，就算点了名也可以不出声。有时在辩论过程中渐渐收声，并不一定说明他认输，可能就是怕激坏自己。另外也谈题外话，我在减压增压帖中谈到并非杞人忧天问题，不出两天，面对一个敏感新闻有些网站就把网友评论区关闭，可能是网站发现有过激言论自行暂时关闭。
其实,聊天或者聊天的内容是什么与爱好下棋打麻将一样，各人嗜好旁人无可厚非，但太投入太沉迷不大好，凡事都有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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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国泰 於 2009-5-10 07:40 編輯
]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09-5-10 08:20
標題:
對不起
本想激起一層浪，热閙一下，誰知我的石頭不是擲到水裏，而是擲到國泰身上，一声致歉，我這邊怎麼受得起？趕快回應： 對不起，敬個禮。
辨論是好玩的。曾在一次社區的論坛我辨勝了(获獎原子筆一枝)，題目是新抱放工回來可否對家婆呼呼喝喝。抽簽時我方是正方，是可以，反方是不可以。辨下辨下，不知怎的，我竟成了我方的主辨手，我的論据是1.幾千年新抱都是受氣者，該反反了。2.新抱出外工作，勞累受氣一天，回家該放放了，否則容易病。3.歷史發展的需要，緃觀現代家庭是由大向小發展，呼喝的最後結果是分開，變為兩個小家庭，符合家庭發展規律。對方辨不了，只好認輸。
歪理成立了。請有新抱的同學不要誤會，其實我對家婆是好的，她在生時，我個個禮拜帶女兒煮午飯給她吃，陪她打麻將，還參加她的老人活動，其他婆婆說，你訧好啦，個新抱好似個女咁，我家婆笑得眯起眼睛 咧開了嘴。不過我們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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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廖和平 於 2009-5-10 16:29 編輯
]
作者:
何钰培
時間:
2009-5-10 13:17
標題:
好个《子说》
好,我赞成《子说》,管它是陈启子说还是学子之说,有得说总比无得说好,一花引来百花香,万紫千红总是春。八仙会馆不是如来佛庙,不会如来一手遮天,八仙八个样,各显神通是特性。开坛论语,让会馆人声顶沸真个是热闹非凡。
今天是母亲节,祝八仙会馆的母亲节日愉快,享尽天伦之乐,做个笑口常开的〝妈打〞.做人〝新抱〞甚艰难,今日修得正果做〝妈打〞，做人妈打真幸福,既有问候又有礼,今晚又可撮一攴。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12 11:02
標題:
真好！
写了《子说》后今天才上会馆，我还以为无人响应呢。好！热闹！就是要这个效果。
国泰，你的文章我一直都很欣赏，直言直语，直肠直肚。好！正因为“辩论内容与自身利益无关”所以才不会“血压升高、耿耿于怀”。你说对吗？
何钰培机智幽默、笑口常开。你一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你父亲更长寿。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12 12:13
標題:
毕业 失业？
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上海目前只有四成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从报上看到有些大学生居然羡慕从前的“包分配”。他们根本不知道“包分配”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同学兄姐大学毕业分去外地的有蒋碧茜的姐姐去了兰州、廖和平的姐姐去了海南岛、黄亦曼的哥哥去了云南边陲。如果那些希望“包分配”的毕业生肯去那些地方又怎会“找不到工作”？
上海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去边远地区工作，出台很多优惠政策，不用迁户口、经济补贴等等。（朋友的儿子05年复旦大学毕业去云南“支边”一年，06年回上海现月薪过万。）但很多人宁愿赖在家里啃老也不愿去外地工作。其实年青人到艰苦地方锻炼锻炼是好事（和当年我们下乡是两回事），那些当父母的也不知怎么想，孩子大学毕业了还养着他。
据报道石家庄一个大专毕业生（倾全家之力供她上大学的农家女孩），去了几场招聘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要是我是就业指导老师，我会跟学生说，生存是第一需要，什么对口、面子、理想等等都排在后面。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要对父母、家庭负责。只要放下“身段”，没什么过不了的。可以向“菲佣”学习，到大城市做“月嫂”月薪3000——4000元，做住家工1800——2000元，做钟点工一小时10元，这是没文化村姑的价码。你有文化可以做家务的同时给东家的小孩做家教，那月薪2500肯定有，自己不用什么花销，每月能给家两千多，家庭经济立马改观。说不定东家见你人品好有文化，把你招到他公司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个自杀女孩从经济角度来说令家庭“血本无归”，枉她读了那么多年书。死牛一面颈，可惜可叹。）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15 15:51
標題:
3 无须客气
下乡时隔离大队有个男知青经常来我们家（他兄妹俩一个叫“汤圆”、一个叫“煎堆”，刘冰、廖和平你们还有印象吗？），他从不说与我们意见相左的话，哪怕我们说煤是白的、雪是黑的他也不会反对，什么都顺着我们说。照理这么一个和和气气与人为善的人我们应该欢迎才是，偏偏我们几个都不喜欢跟他说话，就是嫌他只会投其所好无意思，失去和他说话的兴趣。
我觉得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人不可能样样正确（何况有的东西正确与否也没一定界限，像廖和平参加辩论会的那个话题，歪理有时也会赢。），能互相指出不对的地方共同提高，或互相包容，这才是益友。朋友之间应真诚相对，过分客套反会觉得肉麻。同理，认识了大半辈子的同学之间说话不“斟词酌句”也无妨，太客气了反而显得生分。这与团结无关。不知对否？
上次忘了说明一下，《子说》是我的一个专栏，主要是我的一些随想，是我的“自留地”，并非什么论坛。当然，觉得不对或有异议欢迎“争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搞个专栏如何？》那篇里说了，可能时间长大家忘了，引起一些误会。对不起。
补充：《展开辩论又何妨》是 1
《毕业 失业？》是 2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09-5-15 23:29
標題:
湯圓
這湯圓是初中輔導班的同學。人矮矮臉圓圓，皮膚白白，总是笑嘻嘻的，好像借過幾本書給我們看。可惜忘了他的尊姓大名，否則可問問鶴妹們他現在何處。
"子"作為古語詞，解為先生，"說"就是喜悅，啟子的子說專栏是"先生喜歡"栏，啟子的子聯系起來想就成"先生我喜歡"，再轉成普通話并粗俗化就成"老子愛"栏。哈哈這一變够牛､够霸氣了。支持你，愛怎麼就怎麼，想寫甚麼就寫甚麼吧﹗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16 17:48
標題:
谢谢支持
汤圆是 三中的吗?我也忘了他的姓名。
谢谢你的支持。你也搞个专栏玩玩好吗？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5-28 23:06
標題:
4 读书有感
看完《亲历历史》的第一篇《美丽》，本想等全书看完了再写随想的，但有些东西堵在心里不说不快。
作家张贤亮文革时作为死刑现场陪绑的“牛鬼蛇神”，亲眼看到现场一派节日景象，老百姓像赶庙会那样兴高采烈，争先恐后，违恐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押他去的那几个男民兵尽管离得远看不见，但“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色绘声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妙景奇观......”
我想起鲁迅年轻时看到一幅国人在行刑现场麻木不仁的照片，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假设“麻木”为“零”，那文革时的民众何止为“零”简直是“负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包括自己）对生命失去敬畏之心。记得文革初期，三中校园大榕树下绑着一个女人，第二天回到学校，那个女人死了，学校没有任何不同，比死了一条狗还平静。67年夏天，一夜之间广州街头到处是死尸。我亲眼看到惠福路榕树上挂着三个，中山六路惠吉西路口人行道栏杆上绑着两个，都是男青年，据说是劳改犯。马路上人们匆匆而过，视而不见。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不能不从我们所受的教育找原因。一直以来都教育我们“革命”（或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个人一切都微不足道，包括生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何况是“阶级敌人”的死？那时把为了集体一根木头献出生命的金训华树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革十年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荒诞的时期。偏偏给我们遇上，好在仅仅是十年。是幸还是不幸？
又说文革的事，不会又是“揭伤疤”吧？这次还加上一把盐呐。请多多包涵。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6-2 12:02
標題:
5 普通话与繁体字
大约两三年前国家一个什么部门郑重其事宣布取消“普通话”这个称谓，改称“通用语”。两三年过去了，“普通话”这个说法依然大行其道，亦从未见过官方报纸使用“通用语”这三个字，要是你跟对方说“请说通用语”，人家还以为你是外星人呢。
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普通话”这个称谓不准确。“普通话”相对的是“特殊话”，难道方言是“特殊话”吗？暗语、黑话、脏话等才是“特殊话”呀。现在改为“通用语”也是换汤不换药，“通用”相对的是“不通用”或“特殊”，能说粤语不通用吗？粤语在广东、香港、和广西部分地区就通用得很，在国外很多华人聚居地也通用，各地方言在各地也是“通用语”，只不过不是全国的“通用语”而已。为什么不大大方方一步到位地恢复原来的说法“国语”呢？“国语”相对的是“地方语”即“方言”，一目了然范围明晰，绝不会产生歧义。解放后为了与解放前的不同（或决绝），很多不该改的都改了，包括传统节日。现在传统节日恢复了，“国语”一词我看迟早也会恢复，事实证明把“普通话”改为“通用语”属多此一举，刚出娘胎便无疾而终也就很正常了。
近年有学者提出恢复繁体字。我们刚上小学时学的也是繁体字，记得第一课是：“上學 我門天天上學。”，那个“學”字笔画太多我总把“子”写出格外。大约二年级我们才开始学简体字，简体字对学生来说可能是好事，起码错的机会少点，也易写，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如何就要专业人士来评说了。我们三年级开始学汉语拼音，那时的说法是（国际化、即和国际接轨）走拼音文字的道路，弟弟在教工幼儿园，大班时小朋友都能看着拼音把整篇东西流利地念出来。如果全国小孩都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五十多岁以下的人不用识字也能看书写文章了。但若如此可能官司会多好多，因为中国同音不同义的字太多，光凭读音很容易产生误会，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拼音文字在中国肯定行不通。汉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那么多人挖空心思挖掘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不把汉字作为“文化遗产”去申报呢？如果要申报“文化遗产”那就只能是繁体字，简体字无资格担当此大任。这样，中国的文字也顺理成章地恢复原来的繁体字了。
“国语”、文字都统一了，人为的不同消除了，中国统一也就水到渠成。当然，两岸统一是一件复杂浩大的工程，全赖两岸领导层。我不过是从草根角度说说罢了。
作者:
刘秉森
時間:
2009-6-2 14:12
標題:
好！
赞成陈啓子睇法。
作者:
何钰培
時間:
2009-6-2 15:37
標題:
本来就是国语
普通话本来就是国语，不过连同走难的故宫国宝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国宝是实物，除非统一难以回来。国语则回来了，请说国语在外省很普遍。不过如果大陆能够不用普通话改称国语，真的对统一有莫大好处。据说台湾保留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很好，起码不会被破四旧破了去。
作者:
何钰培
時間:
2009-6-3 23:03
標題:
国语之后说国父
国父孙中山，人们只能在民间说，对岸以前经常说现在也不多说，去中国化也要不提孙中山了。现在好了，有了孙中山，两岸有说不完的话题，有话说自然有感情，同是中国人，有感情的话什么都好说。国共两党胡吴会双方都就孙中山发表一番演说，大同小异，很是难得。大家按此下去多来往多沟通，自然拆了墙是一家了。下面一段文字就能说明孙中山的伟大。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能够跨越时代、党派，为两岸共同拥戴、全球华人敬重的历史人物和政治领袖。“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在1894年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鲜明口号，并为之殚精竭虑，奋斗毕生。虽然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但两岸人民始终崇敬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是两岸共同的遗产。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曾振臂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下面一段话是我写的：
一个人的功绩不是计较他做了多少事给你多少好处，关健是当世界在黑暗的时侯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着了一盏灯照着前面的路，不用在黑暗中摸索。这就是伟大。
孙中山是中国人的，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两岸都是孙中山革命的后继者，无理由是敌人，为了振兴中华，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最大利益，什么岐见党派之争也应服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振兴中华说了一百年，何时能实现就看两岸领导人如何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共同奋斗。中华有幸。
[
本帖最後由 何钰培 於 2009-6-3 23:42 編輯
]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6-15 13:52
標題:
6 道歉
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第三代华裔加拿大留学生黄明珍文革时在北大留学，一天一个中国女学生找上门请她帮忙去美国，单纯的她把此事报告了校方。多年后她翻阅当年在北大的日记，看到早就忘记的曾有过“告密”的记载。政治上大大成熟了的她顿时万分不安，觉得背叛了同学，置同学于险境，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决定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向她道歉。黄明珍回到北大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当年没毕业学校就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来到了美国，再后来又回了中国。她俩见面时这位同学一句话还没说先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黄明珍诚恳地向这位同学忏悔。这位同学告诉她“你不是唯一的告密者。”“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还要拥抱我？”“因为你是唯一向我道歉的人。”这位同学完全接受了黄明珍的道歉，而她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黄明珍把她专程返回中国道歉的事写了一本书：《告密——在北京寻求宽恕》（Chinese Whispers——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 Pudlished by Atlantic Books,2009）
“因为你是唯一向我道歉的人。”这也是我唯一看到的为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做错事而主动真诚道歉的自然人（不是组织、政党），而这个人是一个华裔加拿大人。是否真的是“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水土问题？我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或者说社会风气好奇怪。买东西遇到短斤缺两去“搏秤”，那个卖东西的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倒好像是你“小气”；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只有自叹倒霉，你去较真大家当你傻的；遭遇不公平想去讨说法，旁边的人总会劝你“宽容一点，算了吧。”......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更是如此，什么都推给大环境，好像个人一点责任都没有，而那些受伤害者也以宽容为荣一笔勾销（不宽容又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怎会培养出会道歉的人？所以我们看不到像黄明珍这样的人就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细想一下，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单纯、有的是自保、有的是利用机会打低别人。我觉得单纯、自保都可以原谅，最不能原谅的是利用机会打低别人。那些利用政治运动机会的人往往是比较低劣、正常途径没条件和人竞争而又渴望出人头地的人（就像作家余华《兄弟》里的那个光头）。机会来了“小鬼升城隍”，事实证明“小人得志”是很可怕的事。扯远了，不说了。
作者:
南山雨夜
時間:
2009-6-15 17:27
標題:
所言极是
所言极是，有感而发，很有看头。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6-22 12:03
標題:
不得其解
“下乡七年有没有浪费青春”经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后已告一段落。一些东西引起我的深思。一个当年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推出的权宜之计，一个老百姓怨声载道而政府早已停止的政策，为什么会得到当年知青的吹捧、一片叫好之声、那么受欢迎，而且还挖掘出种种“好处”？阿爷九泉之下饮得杯落了。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在讨论者里，只有我和何钰培是在农村呆了七年的，其余的都是在农村呆了一
两年三四年，不是逃离了就是被招工了。“七年”这个时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大家忽略了。要知道，
一两年、三四年，你当然可以当做人生旅途中的一场游戏，当做去了一趟夏令营。但七年、整整七年，20
——27岁的人生最好年华却被迫当一个力不从心的农民！难道没有比做农民（我说的是当作纯劳动力的农民）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事可干了吗？这还不是浪费？！这么显浅的道理为什么就是不明？我们好歹是个成年人，那些十四五岁的小知青，被剥夺了念书的权利离乡别井去农村当童工，更是情何以堪！
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央已有定论，是一场浩劫，不然让我们的同学讨论、发掘，不知又会弄出多少“
好处”来。
为什么会这样？是否与我们从小受的“良民教育”有关？还是心理学所说的“自疗”？以前我妈说
我“众人皆醉你独醒，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呀，人家是不说。”。现在还有什么禁忌？为什么还要扮“醉”
？还是真的还没“酒醒”？
何钰培要是你把儿子送到农村锻炼七年不说你傻的那个才是傻，你都知道这样做傻咧，去一年半载
绝不会有人说你傻，只会说你“高，确实是高！”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6-25 12:21
標題:
8 拜托
为什么诉说解放前的苦难、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语文书上有、政治课有、小说有、电影有、歌曲有、大会说、小会说、编都编来说，从未见过有人说“不要活在那个时候”，而我说说文革的事就总有人说“你不要活在过去”？解放前、中国沦陷我都没经历过，文革我亲身经历，文革于我来说就是旧社会。文革你可以遗忘，但你不能要求别人也遗忘。就像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可以遗忘，中国有些人可以遗忘，但不能要求全国人民一齐遗忘。“遗忘历史，回避历史，篡改历史是可怕的”。
现在衣食无忧，不用为口奔忙；思想自由，不怕有帽子棍子在旁侍候；得闲可以和同学天南地北地胡吹一番（再次谢谢丹林），不知多写意，是一生最快乐的时候，何来不快乐之有？
拜托各位左派不要再以为我活得很苦。好在我样子在同龄人中不算特苍老。不然还以为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6-27 12:55
標題:
9 农村旧事
从报上看到一段当年大右派的“反动言论”：“现在的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也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我不禁回忆起在农村看到的一些事.
69年春节过后回到大冲，没多久看到生产队部角落堆了一大堆谷，洒上水，一问说是“沤谷种”。第二还是第三天那堆谷种下到田里去了。没过几天，又堆了一堆，据说上次的冻死了。如是者四五次直到没有冷空气南下才算不用再折腾。当时我很纳闷，农民种了一辈子田，难道什么时候适合下秧都不知吗？为什么不等到天暖了才下？那一箩一箩的可都是粮食呀（那时粮食多金贵），难道农民不心痛？。后来上公社我才知道，县里规定什么时候下秧公社就要下面各大队督促生产队什么时候下秧，公社办公室每天晚上都要向县里报春耕进度，慢了要挨批评。各个公社都不甘落后，管你冷空气不冷空气。不是种田的人指挥种田，要和老天爷斗，有什么办法不劳民伤财？
有一次我跟公社书记去巡田（视察庄稼长势），在田边一个生产队长对书记说不该种“科六”（即70年代广州粮店卖的粘性很大肥肥的那种米），应该种“引包红”，他把两个品种作了比较。公社书记笑笑走开了。我问生产队长，既然“引包红”这么好，为什么不种呢？他说上面规定种“科六”。我说你把“引包红”说是“科六”不就成了？只不过是个名字，就像一个人名叫“永革”你以为他就真的是永远革命吗？队长说不成，上面发现了会不配化肥。哦，原来这样。看来要农民不顾气候下秧可能也是用这种办法。农民其实很聪明，两害相比取其轻，他们知道没有化肥损失更大。
72年我在大队农科站，平常和大队民兵营部的脱产民兵在一起。一天那些民兵执行任务回来，听他们说起，原来是奉大队书记之命去各生产队的自留地检查，看谁家自留地种的黑蔗超过两垄（约十几根），即把超过的用脚踩毁。我脑海立刻出现电影里地主狗腿子把农民地里的庄稼糟蹋时的情景，有什么两样？我怔怔地望着他们，怎么都没法把这些贫下中农子弟和狗腿子连在一起。如果自己家多种了也会“大义灭亲”吗？我忘了问。
我在农村亲眼目睹的印证了那“右派言论”。可为什么当权者就不知道呢？公社化后的中国物质极度缺乏，什么都凭证（前段时间大家说得热火朝天我不再啰嗦）。这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好处？难道真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禾”？他们是吃草的吗？不懂，不懂。
一个晚生十年的右派（谢家榕语）用三十多年前在农村所目睹的事实证明一个已故大右派的“反动言论”是实话而不是“向党进攻”，不能不说是人鬼忘年交。
再明确一次：右派没有错，错的是把人打成右派的人。中央早在卅多年前已为右派平反、改正，为什么在我们一些人眼中“右派”一词还是带有贬义？反右运动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反右后知识分子父辈们集体失语不敢再独立思考；我们在这样老师的教导下，不独立思考成了惯性、传统，肯独立思考的人反倒成了异类。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09-6-28 08:46
標題:
收穫
這些真是你的收穫，你講出來也是我的收穫了。我還不知有這麼具體的管束，光以為是書記管太多。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09-7-19 14:50
標題:
10 无题
翻译家冯亦代晚年以极大勇气把自己划为右派后受某些人的指派去搜集大右派、大知识分子动态的日记公开，出了一本书——《悔余日录》。里面详尽地记录了他如何受人指使去接近打探对象，如何上报等等。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人称“好人冯二哥”。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不由自主地成了某些人“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晚年的他正视自己那一段历史，悔疚不已，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鼓起勇气把那段日记公开于众。
我曾推荐过的《亲历历史》一书里有一篇写的是“我所经历的1976”，写的是震动全国的“总理遗言”的事。当时已把笔者的哥、姐、父亲等七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好在还没执行“四人帮”就被打倒了，要不中国又多了几个冤魂。如此惊心动魄的事只有亲历者说出来大家才知道，如果人人都不言旧事，那段历史就灰飞烟灭了。
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在女儿洪晃的支持下以古稀之年回忆他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的事，写了《不堪回首》一书。他的理由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薄一波的孙子、薄熙来的儿子、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薄瓜瓜近日在媒体亮相。看他的照片阳光、帅气、英姿勃勃的一个大男孩。在北大作客时他主动回忆家史：“在文革时我家饱受风霜，爷爷一生坐了22年牢，父亲当时才17岁也坐了5年，妈妈当时八九岁，一出街头就被人辱骂，奶奶被打死了......”他不说我们知道吗？
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是刘少奇。革命一辈子，最后落个“叛徒、内奸、工贼”，连死都不能用真名去死。蒋介石去世《参考消息》都有报道，刘少奇去世......我想要是我们足够长寿，肯定会看到他后人的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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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09-7-19 14:53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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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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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2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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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给不如借
以前大家曾讨论过“啃老族”，现在上海又出了一个新名词“啃老房”。说的是现在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结婚，父母倾一生积储为儿女买房或付首付。我觉得儿女成人了，不应该再什么都无条件地满足他们。何钰培的“三老一少”说得对，要想有一个安乐体面的晚年“老银”是不可缺的。
我间接知道一对老夫妻，倾其所有资助女儿买房买车。女儿出嫁后他们把女儿住的房出租，和外人合住，天天吃泡饭，用房租和省下的钱给女儿供车。真不可思议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女儿。这样的晚年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有一个朋友是工薪阶层，两夫妇已退休，她女儿三十岁，目前在家啃老。若干年前她女儿问她要钱出国留学，她觉得不是路没同意，两母女天天吵。后来她女儿要开精品店，她给了几万，几个月后执笠；早两年又说开服装店，她又给了十万八万，玩了一年多又玩完。估计还有下次。朋友常向我诉苦，我一直都跟她说你不要给要借，她就是不听，她女儿在家啃老也觉得没所谓。其实啃老很大程度是那些老纵容出来的。
我一向认为对孩子经济上的帮助可通过“借”的方式，而不是无偿给予。父母供书教学把子女抚养成人，已完成了他们的责任，再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法律没有规定父母有一辈子帮子女的义务（包括经济和劳力）。当然，现在居高不下的房价是许多年轻人无法承受的，作为父母出于对子女的关爱，自愿承担全部或部分购房资金（或创业资金）也很正常。但我觉得除非那些钱对你来说“湿湿碎”，否则应该用“借”的方式，在掏钱的同时要孩子立下借据。这样做的好处是:1 给子女一点压力，不要给他们一个这是你“应份”的错觉，让他们有自力更生的观念。2 给自己留条后路，必要时可以“追债”。3 万一他们婚姻破裂财产分割时不至受损失。
一般情况下这张借据只会放在箱底，但人生流流长，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多留个心眼，保障自己的晚年能过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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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09-9-22 13:42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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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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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30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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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猜可能是这样
近日报上有文章提及为何 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在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适用、在国内呼吁了20年的制度，在中国难以出台，希望四中全会对这一呼吁了20年的制度有突破性的进展。
早些年针对贪污腐败现象坊间就有一种说法：“把当官的排成一行，全部杀了肯定有杀错；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难听，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谢家榕曾有一篇被廖和平说“八卦”的帖子也观察到类似现象，虽然不100%正确，但也不无道理。据一些研究反腐的专家学者的调研发现无论是沿海还是西部城市，几乎各个部门都涉及腐败，包括所谓的“清水衙门”。中纪委曾对某省部分处级干部做过一次摸底调查，结果发现人均资产之巨令人瞠目。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遇到一个巨大死结，那就是官员的不明财产量太大，涉及面太广，除非高层下决心把这些官员都抓起来。现实吗？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数千官员受到惩处，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能不能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问题，而稳定在当今又是最重要的。
1977年的香港特赦被大陆反腐学者时常提及。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导致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港督为了让廉政公署这个机构生存下去，当夜颁布特赦令，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不予追究。有反腐学者提出是否可以仿效当年香港的做法，对大陆贪官以往的腐败“大赦”，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也有学者提出可用“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经济上退赃”的方法化解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更有人提出“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即国内常用的“新人新制度，旧人旧制度”。我觉得最后一种方法最具可操作性。
国内的腐败人人皆知，贪官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真可谓“前赴后继”。要是20年前就实行新人新制度开始官员财产申报制，起码不会又产生那么多新贪官，那些老贪官也不敢继续肆无忌惮地刮财。那些贪官能查出来的就惩治他，查不出的陆续退休了，政府也就越来越廉洁了。至于“大赦”我觉得行不通，就算像香港那样对以往的贪污受贿不再追究，一旦官员财产如实公示肯定会引起社会震荡。先不说老百姓通不通得过，那些贪官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们都是满嘴仁义道德、诲人不倦的主，如今让人看到原来是满腹男盗女娼，你说他的脸往哪放、还怎么做人？别说做官了。至于有学者提出退赃后既往不咎也是不现实，你想那些赃几辈子都花不完，他宁愿退职也不会退赃。如果真的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能为数不少的官员会以各种理由辞职。
所以我猜要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从新干部做起。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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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6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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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物及其他
念书时我们班的男生比女生活跃，很多都很出众。
刘昌伟是班上海拔最高的，更兼长相英俊比较健谈容易引人注目，他有一样“绝活”——会做衣服，那时他上学穿的上衣就是他自己做的（估计裤子不是他自己做的）。说了高的说个矮的，梁丹林人仔细细像众人的小弟弟，风趣幽默搞怪，是我班活宝。很多同学都还记得他在课本角画的动画《阿蒙食猪红》，还有他独创的俄语“我的天”。丹林也有一绝活：自己装了部相机，得益于他的木盒子相机，我们班才能留下这么多珍贵的老照片。 李忠英是高一时的班长，学习成绩优秀，作文尤其了得，一付大智若愚的样子。他和丹林拍档讲相声一个憨憨的一个精灵的不用开声就已充满戏剧效果。可惜英年早逝。李志锐也是班长，当年的他跟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不知是扮嘢还是真的，那时他常常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格外显得少年老成。还有陈树林，白白净净身板结实，他是体育委员、学校篮球队员、我班女子篮球队教练。高一时组织课外活动小组，他是我们木工小组的组头，我们简称他叫“木头”，后来就成了他的外号。那时学校经常有篮球赛，我们女生最喜欢看的就是他和甄国权。这么结实生猛的一个“木头”，不知怎的三十多岁时得病去世，令人叹息。伍在穗高高挑挑眉清目秀充满书卷气，他学习成绩优秀，是班上才子。他做人低调不擅在大庭广众说话，但他极有见识，不易被环境潮流左右。谢家榕是从六中过来的。谢家贤被人叫“细佬”叫了几十年，而谢家榕这个“大佬”却从未有人叫过，虽然没人叫他大佬但他充满大佬风范，我班“用生命赌前途”就是由他开始。高一时由他牵线我班女子篮球队与六中高一（3）班女生打了一场友谊赛，他是领队，那是我们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外校打球。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男生的花名女生都照叫可也，唯独是“肥婆”这一称号从没女生叫，不知何解。以上男生均属当年班上人物，当然，没提到的不等于不是“人物”，留D比第个讲而已。
我初中班女同学能歌善舞者众，像我这种缺乏文艺细胞的人是不用登台滥竽充数的。相比之下我们高中班女生比较古板，连文娱委员吴友芬也不擅歌舞，后来出现“唛霸”是有卡拉OK以后的事。记得在三中除了俄语大合唱《东方红》以外，我还上过两次台表演。一次是高一学校文艺汇演，我们班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五.四”运动浮雕为蓝本编了一个节目，其中站在最高处作演说状的那个由刘昌伟扮演，我们一帮男女同学扮学生，丹林几个扮警察，从上台到下台约五分钟，好像做游戏。另一次是高二，那次应该是全体女同学参加，学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王昆领唱的那一段。刘冰够高大嗓子又好，她站在前面做领唱，“霹雳一声震天响嘿！”刘冰唱完我们跟着唱“震天响嘿！”右手把红缨枪往台上用力一栋，“打倒土豪和劣绅。”她一唱完我们又唱“打倒土豪和劣绅。”换左手把红缨枪用力一栋。后面什么动作忘了，反正挺好玩。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再来玩一次表演，可以分成各小组排话剧、歌舞、相声、诗朗诵......估计会很过瘾。
上次李志锐说到我班的核心，他漏了一个“中子”——蒋老师。早在90年代我曾跟蒋老师说，我们班比别班有凝聚力和有她这杆大旗分不开。那时地球还不是平的，我们东西半球同学的消息基本上靠她传递。那年头还不兴上酒楼饭店聚会，每年年初四下午到蒋老师家拜年兼聚会是我们的传统节目。每年那一天蒋老师、李老师都煲好粥蒸好糕等我们，李老师给我们不知拍了多少照片。蒋老师最后的日子还回来和我们相聚一堂，教导我们团结一起维护班集体......
正值国庆、中秋佳节，缅怀我的老师、同学，回忆一下陈年旧事，很有意思。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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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8 08:27
標題:
更正
翻看以前的帖子，发现#13帖有误：1 李志锐说的是“灵魂人物”而不是“核心”；2 他没有漏下蒋老师。 特此更正并向李志锐致歉。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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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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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类
一位同学因父亲四清时被“清”出是资本家，要不是圆号吹得好，差点被三中拒之门外，而他家却很穷。有种东西挥之不去，我想起以前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文革初又多了两类“资本家、走资派”，叫“黑七类”，再后来又加上俩，第八是什么忘了，第九是知识分子——“臭老九”。
卅年后的今天再来“对号入座”看看：
在农村一些人办农场（虽然土地所有权不归他，但他有使用权），他出工钱请别人种，收益归他，这谓之“地主”（梁志强就曾是其中一个）；要是除了请人干自己也干一份，谓之“富农”。这两种人属于先富起来的人，得到政府的鼓励。
第三类是“反革命”，又细分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过一官半职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其实是工作、搵食而已。现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志新被枪毙时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过了几年追认为“革命烈士”，那把革命烈士处死的是什么？在中国大革文化命令中国遭遇十年浩劫又是什么？所以，取消反革命罪（包括现行和历史）是很英明的。
第四类是“坏分子”，那时的坏分子一般指“乱搞男女关系”，现在叫婚外恋或同居，属私生活，除了家人谁管你。至于犯罪的依法制裁，服刑出来又是好人一个。
第五类“右派”就更无稽了，以前说了好多不再重复，“右派”很多是知识分子里的精英。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左”才是中国最大的绊脚石，邓小平南巡时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指的是要与“左”的势力刀刃相见刺刀见红。今天中央仍在不同的地方表达目前主要是防“左”。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数千万计的资本家，他们有的资本令当年资本家那怕是电影《不夜城》里的大资本家都望尘莫及。宪法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法律保护。
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是人类共同财富，不“走资”还没资格做“当权派”呢。
老八是什么？有谁记得。估计现在也是令人羡慕的一类
知识分子现在成了香饽饽，每年有几百万青年走进知识分子的行列。有一个口号叫“知识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改变草根命运！
综上所述，当年又黑又臭的九类人，除了莫须有的三类其余都当红又夹香。这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历史吧。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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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9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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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又说文革
前些日子从报上看到重庆（如无记错）的红卫兵墓群被有关部门定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墓群里两派都有，皆是文革武斗死的红卫兵。文革时重庆武斗很厉害，死的人不少，估计墓群很壮观。有关部门能把它定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不能不说很有胆识。早在文革结束不久巴金就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
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噩梦，所以希望把它淡化、遗忘，最好失忆，最好一切不留痕迹，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美好生活。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想过没有，要想历史不重演，就不能把那段历史遗忘。二战已结束六十多年，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去年我国也出了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十分震撼。我曾在会馆推荐《亲历历史》一书，买给年轻人看，不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文革是怎样（怎回事就不是这书说的了）。
会馆里有名有姓说文革发生的事的第一个是MAYPUN,第二个是王嘉岐，很佩服。
墓群里的主人知道我们现在过着逍遥自在的白领生活，不知有何感想。革命先烈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死得其所。董存瑞、黄继光知道自己为什么死，死得壮烈明白。文革武斗而死的我们的同龄人还以为自己“捍卫”了什么，唉！文革害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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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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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14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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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感慨
刚看了一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口述的文章——《我的父亲与黄金运台之谜》。他根据父亲吴嵩庆的日记和胡佛研究中心里蒋介石的日记互相印证，弄清了大陆解放前夕400多万两黄金和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外汇运台这一历史事件。然而令我有感触的不是巨额金银运台这事，而是他的父亲吴嵩庆。
吴嵩庆47年底起担任国民党财务军需署长十五年之久，很得蒋介石的信任，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四批金银后三批均由他经手。但据他儿子吴兴镛的述说，从他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三岁的妹妹患痢疾因没动用公车送医不及而死。44年在重庆时父亲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家里也吃发霉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菜。一家六口挤在一间房里，卫生很差，他生了疥疮全身溃烂，全靠母亲和姐姐用硫磺水帮他洗疮才捡回一条命。45年父亲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在任三年家里经济并没有什么改善，冬天穿的是母亲做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49年5月16日解放军已到了上海近郊，父亲还在忙第四批黄金运台，后在朋友的提醒下才于中午赶回家匆忙把家眷送去机场，因来不及，奶奶、姑姑和三个哥哥都留在了大陆（他们在大陆的遭遇不说我们也想像得到）。到台湾后吴嵩庆一直担任财务署长，经手的钱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丝毫没让家里受益，吴兴镛64年到美国留学父亲借了约1500美元给他做旅费和生活费，后来还是他自己用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父亲去世后，吴兴镛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新台币，约合8万多美元，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而无任何其他房产。
一个如此廉洁奉公、忠于职业操守的人令人肃然起敬，相比现今那些披着各种炫目外衣的贪官污吏吴嵩庆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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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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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4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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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题
前不久结束的两会，有两个委员因提到感觉说真话越来越难而一炮走红，众多委员深有同感，表示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香港真是匪夷所思。当今社会能做到“有些真话可以不说，但坚决不说假话”已经是最高境界。早在195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就清清楚楚地写有“人民有言论自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说真话却还是老大难。源头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是没人提出？没他，因为在中国宪法不是最高法。宪法之上还有最高指示，还有基本原则、还有......
今年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国家以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不知具体做法如何。
现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维稳”，不知他们是真傻还是假懵，香港隔三差五有人上街游行、静坐，香港不稳定吗？只要司法独立、公正，让老百姓投诉有门，又怎会把人逼上梁山，又怎会发生“一条汉子”这样极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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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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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9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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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假话
近日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走红网络，引来近两万网友观看和跟帖。这些网友大部分是80后，他们都表示当年的作文假话连篇。其实何止80后，40后、50后、60后......反正建国后的学生作文哪个不写过假话，不写假话行吗？
学生时代我们有一句流行语是“站稳立场讲大话”，相信大家记忆犹新。那时政治考试除了大段大段默书外，自我发挥的就是“讲大话”了，车天车地假话可以讲但“立场”不能错。
在旧会馆（2007.5.29)我发过一篇帖子说高中时不怕测验，不怕考试，最怕写周记，每周一篇的周记是令我最头疼的事。那时要写毛著读后感，为了交差必须先把自己糟蹋一番扮成“白鼻哥”，然后写学了某篇红文后变成“正人君子”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周一周就这样蒙混过关，但心里实在难受。
文革时老师之间互贴大字报，作为学生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师并非是真的“正确”，他们在我们面前扮嘢而已。长大后发现凡是（特别是在私人场合）满嘴大道理，满口革命辞藻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车大炮”、扯大旗做虎皮吓人而已，其实满腹男盗女娼，比起说真话的人下流（或不高尚）得多 。
在这样环境成长的一代又一代，人格怎能健全。说假话成了常态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没有为改变这种现状出点力还是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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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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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18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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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8
返看《子说》觉得#8言犹未尽。
日寇入侵、解放前我们都只是“听说”，文革是我们“亲历”。为什么“听说”的事我们要“牢记”，而“亲历”的事我们却要忘记？为什么！！
现从报上择抄两段别人的话与大家分享：
我们曾经习惯于崇拜虚假的偶像、虚假的理想，最重要的是习惯于爱红场上领袖的灵柩胜过爱自己父亲的坟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怀念以往的崇高，那是夸大了的崇高，因为它建在流血和暴力之上。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少了。对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我想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是至关紧要的，因为那是教训。如果有的问题我们不谈论，藏起来，始终当作秘密或者禁忌，那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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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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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4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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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班一次集体活动时，一位在大学任职的同学和我说“怀念六十年代”，其理由是那时没那么多腐败，贫富不悬殊。我跟她说贫富不悬殊是因为那时人人都是穷人，没几个富人；而那时很大一部分人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不能乱说乱动，比起腐败更糟糕。当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前两天我家钟点工（58年生人）问我：“你说过去好还是现在好?”我说当然是现在好，过去我们被迫去农村抢你们的饭碗，现在你们喜欢种田可以种田，喜欢出来打工可以到处去打工。她说我也觉得现在好，过去什么都没得吃，现在想吃什么都有。多朴素的切身体会。
有一种人真的是莫名其妙，连钟点工都明白的道理他就是不明白，怪不得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有道理。（并不是说钟点工比大学教师卑贱，只不过是按毛的界线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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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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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8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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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五.一有感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到了，回忆起从前在企业里的一些事。
80年代我所在基层单位的工会主席是个老工人，为了一些私人利益和公司党委副书记结怨，在工人面前大骂党委副书记“正X婆”。我们调笑他“你连自己的利益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我们啊。”后来他没经任何程序被撤了工会主席一职调去卖饭票。
97年公司改革，一大批工人下岗。我们的工会主席是回城知青，他对那些有意见的工人根本帮不上忙。他私下跟我说：“我连自己的岗位都难保，怎么去帮工人啊。”我报以理解的微笑。
我一个同学文章好，人很活跃书画琴棋跳舞样样行，在公司工会任干事。90年代到处搞承包，他调到基层工会做工会主席。几个月后见到他，腰围起码粗了十几公分。我笑他吃了那么多民脂民膏弄得肚满肠肥，他说应酬太多现在三脂都高了。后来他又调回公司，身材慢慢恢复了三脂也不高了。一个基层工会主席都有那么多应酬，中国的官场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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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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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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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五.一有感2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好像今天有篇社论叫《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退休后过着“白领”生活，每天干的是简单家务劳动，与劳动节好像没什么大关系，回忆一下过去正八经儿的“劳动”也蛮有趣。
“满头大汗”、“汗流浃背”这类与劳动有关的形容词在我们小时候还没“劳动”时就有体会，游戏追逐、打球运动不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吗？而“一滴汗摔八瓣”这种书里形容劳动艰辛的句子的确是在劳动中才有体会。那是在农村时，每年春耕时节生产队都会派工把小河河床里的淤泥挖上来运到田里做基肥，同时也疏通河道。挖泥船100%靠人力，三个人像踩水车那样转动那条三、四十公分粗的大圆木，圆木转动带动套在端上的大轱辘把一端绑在轱辘上，另一端绑在插在泥里的大铁耙柄上的绳子绕起来，拖动大铁耙，等大铁耙松动了一个青壮年农民把大铁耙上的泥倒在等候在旁的小船上，然后再用力把大铁耙插进河床，周而复始。我们几个经常做“踩水车”的角色，连吃奶的力都使出来踩动那条大圆木，花生般大颗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流，“嗒”的一声掉在圆木上四处溅开，名副其实的“一滴汗摔八瓣”啊。（干这活还留下一段糗事，害得一个青年社员“英雄救美”，现在还时不时被刘冰笑。不说了。）
文革时经常听说“阶级烙印”，不明所以，回城后当了响当当的产业工人——车工，对“烙印”一词有切身体会。高速切削出来的铁屑呈蓝黑色，一不留意落在手上或脖子上，“滋”的一下一股白烟，皮肤便留下一个永退不掉的“阶级烙印”。身上工人阶级的烙印多了想起下乡时割禾几次割着手指，左手五只手指有三只留下伤疤，这不就是当农民留下的烙印吗？这才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阶级烙印”啊，解放前我们才多大呀，吃的奶粉早就变粑粑拉掉了，能有什么“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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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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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3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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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英九联想
最近看了马英九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文学不是用来吟风弄月，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是最吸引人的艺术，可以触及灵魂的最深处。”他说要把文学为政治服务倒过来，政治跟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这个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他还说希望大陆推出“识正书简”，认识正体字（即繁体字），但书写的时候写简体字没关系，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他说：“实际上，在文化传承上，正体字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像这种具有美感，能够因为文字的结构，而得以‘望文生义’的文字传统能够保存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希望将来能够把汉字列入世界遗产，希望透过文学和其他文化的资产，让全球的华人都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台湾的软实力。一个大革文化命令大陆文化和道德倒退一大步，就在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台湾比大陆强多了。如今马氏又提出文字的“一国两制”方案，为中华民族的的团结大业作出贡献。他的“政治要为文化服务”更是颠覆性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马英九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做不到坐怀不乱，但我可以做到不让人坐怀”，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没人说“常在河边走我做不到不湿鞋，但我可以做到把鞋晒干才回家”呢？无可否认，这就是境界、水平的差异。
马英九的清廉到了“洁癖”的地步，人称“不粘锅”。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就做不到？人家知道自己是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操守准则，处处小心谨慎，不让自己给人留下把柄，就连明星都知道自己是公众人物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偏偏我们的官员老爷大贪特贪肆无忌惮都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这是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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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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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16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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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怜的小羔羊
近日国内像连锁反应那样接二连三地发生幼儿园孩子被杀案，除了可能有个别是精神病患者外，绝大部分是为了某些原因而报复社会，他们丧心病狂向最弱小的孩子埋手简直不配做人。冤有头债有主，有种的你去找有关的人去杀呀，像那个跑去公安机关杀警察的才算好汉（相对杀小孩的来说）。
不是“维稳”吗？为什么越维越多事？问题往往就出在“维稳”上。现在的“维稳”不是疏导而是堵塞，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掩盖矛盾，是“维权”，维护官老爷们的权。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司法独立，老百姓投诉有门，不把人逼上绝路，谁都想过平安日子，“有头发谁想做癞痢”啊。
据说那些凶手原本（除了精神病者）是普通老百姓，由于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疯狂报复社会。曾经，有人用自焚、跳楼来抗争，事实证明无济于事，屋照拆、官（有关官员）照当。死都白死，真把人逼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出如此没人性的事。现在没有“梁山”，连“上梁山”的路都没有，只有“发疯”。唉。
那些孩子真可怜，大人的事让你们成了“出气筒”，成了替罪羔羊。什么世道！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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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30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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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宗教——与李志锐商榷
我和所有受“正统教育”的人一样，是无神论者，对宗教没有认识。最近看了有关李叔同的书对佛教微微接触。
手头上刚好有弘一法师对“菩提”二字的解释：“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语，翻译为“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发菩提心者，便是发起成佛的心。为什么要成佛呢？为利益一切众生。须如何修持乃能成佛呢？须广修一切善行。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资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资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种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那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很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楼......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
我觉得丰子恺的话对我们这种在愚民教育下长大的人很新鲜。
李志锐说宗教是精神鸦片，我觉得有失偏颇。可能是和我们一向所受的教育有关。其实我们一向所受的教育又能说不含有“麻药”吗？“做驯服工具”、“D叫干啥就干啥”、“听话要听D的话”、“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这还有自我吗？简直是“海洛因”！
志向远大的人居草野时会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为王肯定不希望再有人造反，恨不得人人都是良民，都是“驯服工具”，这是人之常情。为达到目的就通过教育、洗脑。我们本来白纸一张，被画上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不自知，“先入为主”让我们思想禁锢、循规蹈矩。只要是D的话不管对不对都盲目顺从，所以才会有文革这种荒唐事得以持续十年，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还说形势大好（若不是“驾崩”还不止十年）。我们的精神何止是吸了鸦片，而是吸了纯度更高的海洛因。精神有没有“中毒”与宗教无关。
从记者们的报道中得知，今年玉树地震和两年前的汶川地震现场，大不一样。玉树的藏民信仰藏传佛教，玉树的灾民们鲜有因过度悲伤而扭曲的面孔，甚至很少人会失声痛哭，对着逝去的亲人他们反复诵念六字真言，宗教信仰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亲人会在他们的诵经声中奔赴下一个幸福归宿。大批喇嘛奔赴现场抢救生者，神色镇定、言语安详为亡灵诵念超度经文，让死者家属甚感安慰。喇嘛们对灾民的劝导胜过心理专家，相信玉树灾民的心理障碍比汶川灾民轻得多。
以上是我的一孔之见，肯定错漏百出，欢迎李志锐指正。也希望梁锡伦详细说说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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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5-30 11:59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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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6-9 22:12
標題:
#25 话说潘金莲
上次和捞B讨论《红楼梦》里的袭人，说到做穷人的大老婆比做有钱人的小老婆强，我不由得想起经典名著里的另一个女性——《水浒》里的潘金连。潘金莲一直在人们心目中是淫妇，现在不知评论界有没有改变对她的评价。
小时候看《水浒》，觉得她为了跟西门庆鬼混毒死武大郎抵被武松杀。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对她的看法有转变。潘金莲原是妹仔，她的主人看上了她想把她收编做小老婆，按捞B的观点，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但她至死不从。她的主人为了惩罚她把她许配给“三寸钉谷树皮”武大郎。一个美少女被嫁给一个如此窝囊、丑陋的男人，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想她是多么的不甘，但她没有不从，而是安安分分地和武大郎过日子，在她心中嫁武大郎比做小老婆强。要不是武松出现，她也就和大部分女人那样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武大郎过一辈子了。要是打虎英雄武松游街时她只是远观，亦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偏偏武松是武大郎的弟弟，偏偏武松成了打虎英雄后进了她家。想想，近距离地接触一个如此高大威猛、人人景仰的英雄，而自己的老公又这般模样，叫她如何不动心？
《廊桥遗梦》里的女主角有丈夫有儿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见到那个画家都发疯似的爱上他，何况靓女潘金莲见到武松？美女配英雄从遗传学角度看是最佳组合，潘金莲爱上武松十分在理，只不过那时容不得罢了，而《廊桥遗梦》里的主人公由于是在外国，所以才成为经典。
武松难道不爱潘金莲吗？要是潘金莲不是嫂嫂他肯定笑纳，不是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吗？因为潘金莲是亲嫂嫂，所以他才拒绝，这也证明了武松的光明正大。
原本安分守己和武大郎过着小日子的潘金莲被武松的到来搞乱了心情，遭到拒绝后很难再收心养性，一旦遇上西门庆这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加上王婆在旁煽风点火，又有几个女人抵挡得了？本来按“成人、自愿、私密”三原则他们并不犯法，只能算“婚外恋”。偏偏他俩又想长相厮守，那最大障碍无疑是武大郎，那时要是有“婚姻法”，潘金莲和武大郎离婚就是了，但那时没有，逼得只能用最下策的手段——杀人。
潘金莲其实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千百年来被人骂作淫妇，也到该平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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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6-9 22:13 編輯
]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6-19 23:18
標題:
#26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十月革命那年出生，外公是十九路军属下的一个团长。母亲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是当年第三名（毕业证按成绩编号，她的毕业证编号是003）。三中教导处叶卓霞是她同班同学。省立女师在中山纪念堂附近，听母亲说她们看着中山纪念堂建成，课余时间一帮女同学常到工地抓小石头玩。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和父亲一起跟着中山大学逃亡，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广州。母亲一辈子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父亲常说母亲是“仕女”、“职业女性”。母亲姓周，学校的同事都尊称她“周生”，“周生”这个称谓一直陪伴她直到去世。小时候常听父母亲聊天说到中大校长许崇清，好像说老朋友那样。现在想来可能当时她在校长办公室工作，不然以她20来岁的资历怎会和校长相熟？五十年代国家院校调整，把中山大学的理工科部分独立出来成立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从石牌五山迁往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旧址，华南工学院留在原址。当时母亲很为跟哪走踌躇了好一阵，我家在西门口，去哪都一样远，后来怕河南蚊多决定留在五山。
小时候父母亲在家经常唱歌，有时独唱有时对唱，很多当时的流行曲听他们唱多了耳熟能详我也会唱，像《和时间赛跑》、《二郎山》、《你是灯塔》等等，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李叔同的《送别》等名曲。后来运动多了，学校组织晚上学习，常常我们睡了母亲才回到家，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她又已经出门了，星期天才能见到她，平时有什么事交待靠留字条。家里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
我懂事起母亲就在出版科（文革后改为印刷厂）工作。教授的讲义稿拿到出版科按学生人数印刷，那时还没电脑印刷，得先请人把稿誊写在蜡纸上再油印。那些写蜡纸的是社会上种种原因没有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由母亲分派给他们写，要是手快每月可有一百多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由于学校远，母亲体恤他们来回路程费时间，每天下班把要抄的稿带回家，那些写蜡纸的晚上把写好的送到我家再把新稿拿走。他们一般在门口敲门，由我们小孩拿进拿出。逢年过节那些写蜡纸的为了感激母亲常常送些应节礼物到我家，母亲一概谢绝，实在推不掉，母亲写上地址叫佣人送回去。
文革开始时母亲是保皇派，说来好笑，她保的是她的科长——黄志强的爸爸（世界真细），她的理由很简单，认为黄科长工作认真负责，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个好科长，更何况她和黄科长交情很好，我有体会的是那时《参考消息》属内部刊物，黄科长把他的《参考消息》让母亲拿回家给父亲和我们看。随着运动，华工“黑”阵营不断被壮大，由“黑五类”被发展到“黑十一类”时，母亲也被“黑”了——外公解放前三年在军人疗养院任职，成分是旧职员——第十一类。母亲不能去保谁了，只能自保，在学习班里“斗私批修”。武斗时22路车瘫痪，她居然走路上下班，从东山走的华工，真服了她。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因大学毕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了“牛鬼蛇神”，晚上经常听到他俩小声说话，估计母亲给父亲不少安慰。68年11月我们原、子、能三姐妹一齐下乡，母亲跟着去了粤北“五七干校”。一个月内家里走了一半人，剩下戴着牛鬼蛇神帽子在农村分校当猪倌的父亲、近80岁的祖母、还有年少的弟、妹。我们没心没肺不识愁，现在年纪大了体会到当时母亲是何等心焦。
去干校时母亲51岁多了，从她来信中得知，他们刚到粤北什么都没有，要自己上山砍树建房子。山陡路滑，两个人抬着一棵大树干下山，她常常摔跤。51岁如果是工人早退休回家安享晚年了，而她却要离乡别井到干校干从没干过的体力活。母亲一直到“9.13”林彪事件后干校撤销才跟着大家一起回来。写到这，后悔母亲在世时没问她当年跟中大逃亡难捱还是去干校难捱。我想应该是去干校难捱，逃难时虽然颠沛流离但一直和父亲在一起，国破家还在，从事的还是原来的工作；而去干校时家不成家国将不国，不但要触及灵魂，还要劳其筋骨。
母亲回来后家才又重新又有了生气。老房子漏雨，四妹每次来信都说每逢下雨就害怕。母亲回来后第一件事是修房子，她托朋友请好了泥水工，我去买灰、沙。西门口的建材店没有沙卖，我骑自行车跑到大东门的建材店才买到，在店门口请了个大板车夫把沙子运回家。那车夫把沙拉到我家卸在院子后抬头看到母亲，他乡遇故知地叫一声“大妹”，原来他是外公副官的大公子。他和母亲叙了很长时间的旧，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述说外公在东校场练兵时的情景（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到东校场看练兵），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说外公练兵的事。他走后母亲说，他一进门我就认出他了， 怕他尴尬不敢叫他，人落魄时不想见到老朋友，谁知他这么豁达，感叹了一番世事沧桑。从这里看到母亲是多么的善良。
75年政府有政策退休可以让一个下乡超过两年的子女顶职，母亲得知后立刻打报告申请退休。当时大姐启原已招工回来，母亲想让我顶（弟弟下乡不到两年），我考虑到三妹启能还在海南，而自己在中山，主动把机会让给她，5月她从海南回来进了华工（11月我也招工回来了）。母亲要退休他们科室的人都很不舍，很无奈，她退休后三个人接手她的工作仍搞唔掂，那时还没私人电话，接她班的同事经常上门请教，母亲总是不厌其烦热情耐心地告诉来人。
文革后十姨一家去了澳门。那时内地人还不能自由进出澳门，十姨帮母亲申请去澳门小住。母亲拒绝了，说什么时候人民币能在澳门用我才去。我说母亲迂。后来看到作家程乃珊写她母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个情节，才知道这是她们那代知识分子的骨气。
母亲退休后给一大家子做“贴水保姆”，买菜煮饭操持三餐，我女儿出生后还给我带了两年多小孩，一直到做不动为止（因她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拒绝请人）。父亲去世后母亲主动提出要去老人院，母亲一辈子爱读书，只要有空总是手不释卷，在老人院时更是如此。母亲入住寿星大厦三年多，因脑溢血去世，终年89岁。
7月1日是母亲忌日，特以此文纪念。
会馆里最先述说父辈故事的是何钰培，我算第二个吧。希望有更多馆友也来说说长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以反映社会的变迁，很有意义。
林少章、廖和平、白云兄......你们父辈的故事都很有代表性，找点时间写写好吗？白云兄的“泪涟涟”很典型，小说中从没看过这个情节，不是亲历谁都编不出。这是真实的家史，不像那个初一小女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胡编“苦难家史”四处招摇撞骗。对不起，捞B，又惹你生气了，请息怒。期望你也写写你那“黄肿脚不能提”的父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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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12-11 23:16 編輯
]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9-19 13:03
標題:
#27 一点看法
近日看了李银河的《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文，她除了赞扬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反腐外，还提到要开党禁和大选。这篇文章要是出现在40年前，她肯定像张志新一样的下场。现在她平安无事，文章也没给什么部门删去，证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政府越来越开明。
作为性学专家的李银河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令很多人刮目相看，但我觉得她希望由当届政府启动是否有点理想主义,有点不合实际。在台湾行得通不等于在大陆行得通。地图上大陆像只鸡而台湾像个蛋，“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么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呀。毛时代国家给他折腾来折腾去，到他去见马克思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就更富强了。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富强比民主更重要，我国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况且现在不是在最基层（村级）开始民选了吗？村那一级搞好了再县、再市、再省......循序渐进不是挺好？老百姓不希望再折腾了。
至于开党禁可能会是很遥远的事。现在是党大于一切，国产即党产，军队是党的，党主席比国家主席大、省委书记比省长大、工厂的党委书记比厂长大......能做到国和党分清、司法独立、军队独立就很不错了。
作者:
何钰培
時間:
2010-9-19 14:22
標題:
回覆 #41 chenqizi 的帖子
我粗心竟未看这一篇精彩的〝子说〞。今日才发现，抵不住过气了也要顶上两句。子说：〝希望有更多馆友也来说说长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以反映社会的变迁，很有意义。〞我以为，长辈的事，已为历史，后辈如果明了其中的一些值得纪念或记录的事，则有责任把它们写下来留于后世，否则过去就过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岂不可惜。他日我们老去了，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子孙会记得我们。此情同在。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讲了父亲的一些往事，写得很简单很皮毛，让在美国的外甥打印出来让老爸看。他感到欣喜万分，高兴了几天，有时间便拿出来看看。其实老爸老妈在美国最想的事，就是能常常见到自已的所有子孙，见不到面有封信都好，无信有个电活也行，可惜儿孙们常不能满足老人家的要求。人老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精神、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我父与启子之母同年出生，我母则比父年轻六年。今年乃双亲执子之手，共度七十个春秋，人称铂金婚。在此祝父母健康开心长寿。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9-20 10:19
標題:
复#43
何钰培说的对。
在双亲故去后才写，会有很多遗憾。像何钰培那样在父母健在时写，他们看了会很开心，知道子女是那么的爱他们，会长寿很多。
何钰培，你爸妈有你这么生性的儿子是他们的福气。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10-23 13:21
標題:
续前页#17帖《道歉》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E23版有一篇文章——<“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我终于看到了当年的红卫兵向受害者道歉的实例。
话说 8名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学生44年后分别主动给文革时受他们迫害的老师写信道歉，文章全文引用了两封。文章说“道歉还是不道歉，对写信的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为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0-11-22 22:05
標題:
28 上海特大火灾——人祸
上海11.15特大火灾到今天已经一星期，心里一直很不舒服。前几天看到何钰培的帖子，说他老父好福气，善终。的确，能善终是福气。这次大火死了近60人，大部分是退休在家的老人，还有十几个月的小孩。昨天是头七，近10万市民去火灾现场献花致哀，上海市领导也集体去火灾现场献花致哀。
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是天灾，属不可抗拒；而这次上海特大火灾纯属人祸。那几栋楼本来好好的，政府要搞惠民工程，把外墙重新搞。重重分包后，最后施工的建筑单位用毛竹、竹排、尼龙网等在大楼外面搭脚手架，那些塞到墙里的保温材料也是易燃品，一句话，整栋大楼被易燃物品紧紧裹着，而大楼里住着400多人。可想而知这400多人是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况之中。这次大火是无牌焊工违章操作引起，好在是下午两点多，很多人都上班、上学去了，要是发生在半夜死的人更多。除了无牌焊工违章操作外，还有鞭炮、烟花的危险。广州禁放鞭炮、烟花有十几二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上海到现在都不禁烟花、鞭炮。
记得几年前韩国有个城市的桥断了，该市市长引咎辞职。这次上海特大火灾没见一个官员引咎辞职，不知他们怎想，是想推卸责任还是想蒙混过关？以为排着队去献花致哀就可以良心得到安宁？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1-9-26 09:44
標題:
这个社会操蛋吗？
这个社会操蛋吗？略举一二：
同工不同酬——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工不同酬大抵产生在性别之间、人种之间、国籍之间（可能现在已改变，本人孤陋寡闻，还望美人香人指正），而我国是“编制”内外。在国企或机关、事业单位尤甚，本来这种共产党直接管辖的单位应该平等才是，而事实是这样的单位偏偏是最不平等的。“编制”是一条鸿沟，大家干同样的工作，编制内的职工薪酬起码是编制外职工的两倍，而且两倍是最小的差距。反而外企、私企这种现象倒不很普遍。
在官场上要是某人坚持原则、坚持职业操守不按上级的意图办事，那他的厄运就来了，明明给你小鞋穿却冠冕堂皇地说“工作需要”、“组织安排”。
中央要“维稳”，地方政府不是努力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的老百姓围追堵截，甚至拉错人的事时有发生。
为拆迁而出人命（因为舆论不满，近排好些）。
社会浮躁，人人向钱看，弱肉强食。有本事的捞大钱，没本事的利用手中那怕是小小的权力耀武扬威，保安打人、城管打人，典型的倚强凌弱，更有“我爸是李刚”。
贫富悬殊、腐败成风.....
要是我们只会唱赞歌，觉得现在幸福无比，那社会还会进步吗？毛时代，我们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觉得自己幸福无比，结果如何？满身证票几十年，吃的是发霉的米（粮店特设辗米机让你复辗）、雪猪、死鱼、发黑的金针（过年配的一点）......职工十几年未涨过工资（农民的苦难大家有目共睹，不说了）......因为人民都觉得很满意很幸福，还要改进吗？不可否认毛时代社会是后退的。所以，不要一听到不满的声音就如临大敌。颠覆了？破坏了？动摇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政权也该寿终正寝了。我们表达不满是恨铁不成钢，是希望它更好，是觉得它还能进步......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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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1-9-26 20:05 編輯
]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11-9-26 22:12
標題:
發展
我認為現在比毛時代進步多了，但改革過程中還存在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解決。三十年來我國力的發展，在地球村的地位提高，都是我們為之雀跃的。我想看問題要有战略和战術上的分析，战略上我們看到大方向的正确，充滿信心向前進，战術上，重視具體战役，打好每一個小仗。不是一句"操蛋"駡得它更好､更進步。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1-9-27 08:58
標題:
补充#47帖
毛时代不是人民都感到幸福，而是他把不满的声音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剩下的都是赞歌。文革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1-9-29 11:07
標題:
关于鲁迅的一点想法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下月19日是他逝世75周年。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57年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毛说“要不不说话，要不进班房”（大意）。56年鲁迅墓迁移到虹口公园，即现今的鲁迅公园，墓碑还是毛题的，事隔一年，就如此无情了，不知当时毛是怎么想的。
鲁迅活着的时候既没有不说话，也没有进班房，照样做他的大学教授，过着他的中产生活。而鲁迅“引以为同志”抱以希望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却要他闭嘴！却要把他送进监牢！鲁迅九泉之下不知有何感想。细细想想，鲁迅要是够长寿，有几个劫他是躲不过的，一，他抨击过的“四条汉子”会放过他吗？“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脱不了干系；二，反右；三，文革；四，“*.*”（加起等于十）。像鲁迅这样对“现状”不满、支持学生运动和当局作对的人，作为统治者（或曰执政者）肯定不喜欢的。
如果鲁迅像郭沫若那样，毛泽东给他的评价不是错了吗？如果他坚持硬骨头精神不奴颜媚骨，毛把他丢进监狱不是不可能的事，那毛又如何解释给他的评价？
鲁迅死得早对他自己及家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幸事。对毛来说也是省心事。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1-12-9 22:25
標題:
万幸
这两天晚上看一档叫《档案》的节目——《生死兄弟连》，说的是26年前和越南打仗时一个突击队的故事。当年老山前线，我军很多都是参军才一年的新兵，而“敌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他们熟悉丛林战、地雷战”（解说词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一开始我军很吃亏，牺牲了不少战士。后来改变战术，由5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其实是敢死队）通过三次“冲击波”配合大部队收复失地（事实证明这个战术是正确的）。述说者是当年的副连长、突击队队长，现在肩上四颗星。除了他的述说，还有当年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录像。摄影记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和突击队员战士们一起冲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第一手真实记录，里面的战争场面比电影、电视都震撼，因为是真实的，录像里的战士，有的是人生最后的影像。这52个战士大部分20岁不到，最小的17岁，那个17岁的小战士是他自己坚决要求下参加突击队的。他们在战斗打响的前一个晚上一起喝了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酒，大家相约战斗结束后活着的人要把牺牲战友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这次战役有16名突击队员牺牲了，包括那个17岁的小战士。26年来述说者——当年的突击队长从不间断寻访烈士的父母，履行当年的生死之约。节目说的就是这件事
看后心里很不舒服，1985年我国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美国也从越南撤军了，这两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却变成了敌人打起来了。越南人也够苦的，和美国打了十几二十年，还没喘过气又和中国打，又死那么多人。而我们，那些战士本来服完兵役回家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的工作，人生是多么的美好。然而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可不可以这样说？）让他们成了烈士。那个17岁的小战士很帅，满脸稚气像个高中生，按理他还是未成年人，应该受到保护，但他上前线了，成了突击队员。在第三轮“冲击波”中他作为爆破手在前面去爆破敌军的暗堡，一个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把他一条腿炸断了，“断腿被绑腿连着像放风筝那样飞起来”（原话），战友把他救回来后他又冲上去，壮烈牺牲。另一个刚20岁的战士，很英俊，在第二轮“冲击波”中他孤身一人冲进敌人阵地，陷入敌人的包围中，眼看就要成为俘虏，他拉响了“光荣弹”壮烈牺牲。中国历来都看不起俘虏，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俘虏回国后一直都抬不起头，在人们眼中觉得俘虏总是低人一等。人们不去想一想，成为俘虏之前他们多么的勇敢，是因为受伤、因为寡不敌众才成为俘虏，这有错吗？其实成为俘虏可以保存生命，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生命的敬畏，宁死不当俘虏成了潜意识。那个英俊小伙子当年要是做了俘虏，现在可能事业有成，起码他活着，20年后作为中越友好代表团成员出访越南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他宁死不当俘虏，他成了烈士，留给家人的是无尽伤痛（活生生的一个俊小伙转眼没了我也难受极了），每当突击队长去探望他的父亲，他父亲都老泪纵横痛哭不已。不知现在军队是如何看待俘虏问题，如何教育战士的？
我们这代人常说，什么不好的事都碰上了，唯一是没经历过战争。现在我觉得这是万幸！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1-12-14 10:34
標題:
祈求世界和平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13日日本侵略者大军入城南京沦陷。那天日寇在南京屠杀了包括战俘在内的30万中国人。据《档案》介绍，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在金陵女子学校和教堂成立了国际保护区，收留了20多万难民，其中有3000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军进城后把这3000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亦即战俘集体枪杀了。战争就是战争，哪有什么“游戏规则”？
大约两年前波兰一架载着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政要的飞机失事，机上的人是去俄罗斯“拜山”，拜的是二战时被德军关在集中营，苏联接管后杀死的两万当年波兰国家精英。他们是军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杀他们的理由是，二战刚结束，苏联没那么多粮食养他们，反正他们是“黑五类”，斯大林秘密下令把他们处理掉，为掩人耳目逐个用无声手枪杀死。人们一直都以为是纳粹干的，几十年后档案移交才大白于天下。
看来做了俘虏也不一定能保存性命。当了亡国奴更是任人凌辱宰割。
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祈求世界和平反对战争。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2-1-21 13:12
標題:
看《悬崖》有感
昨晚看电视剧《悬崖》为了追大结局看到凌晨快两点，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悬崖》太好看了，我是半路看的，二十多集时才看，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它编得好，演得好，比《潜伏》更胜一筹。它不但主演演得好，配角也演得好，演莎莎的那个小女孩最后一场和她（假）爸爸见面时哭得催人泪下。
最近大陆很多谍战片，反映了那个时代地下工作者的艰辛与伟大。但解放后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没正面战场上的“混”得好（想不到合适的字，只好用“混”，见谅。）解放没几年“潘汉年案”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典型，连周恩来、李克农为他作证都保不了他。
那些地下工作者有时真的是“百辞莫辩”。《悬崖》里男主角为了保住女主角的生命，要她假投降，要她交待的都是真东西（已经成为过去说也没大碍，只有真的敌人才会相信）。看到她的自首书放到敌伪档案里，真为她的将来捏一把汗：白纸黑字又有手印，说的又全是事实。男主角后来牺牲了，要是老潘（单线联系的上级）也牺牲了，将来从敌伪档案里翻出这份东西，又有谁能证明她的清白？另一部谍战片《旗袍》里的女主角（地下工作者）日本投降后人们都以为她是汉奸，组织纪律又让她不能明说，连她的父亲都以为她是汉奸而悲愤自杀，她差点疯了。又说回潘汉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以为有出头一天，谁知报纸上又登了毛的《论十大关系》，令他绝望而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天。后来平反了，但他没后代，连个“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人都没有。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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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9 12:54
標題:
续#50帖
近日从报上看了一篇文章《关于鲁迅人生的两个假设》。文章写道解放没多久，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信转到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那里，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这个问题，隔岸观火的胡适也曾有过自己的思考，1955年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说：“鲁迅若不死，也会斩头的。”而鲁迅本人关于自己命运会怎样，也曾有过设想，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里的“崩溃”，指的自然就是风雨苍黄的朝代鼎革之际，那时鲁迅预测自己会成为扫马路的清洁工，联想到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扫大街的经历，鲁迅的预测可谓一语成谶。
这说明了对于毛给鲁迅的极高评价，大家（周作人、郭沫若、胡适等人）都没当真。
在#50帖里我说鲁迅去世得早，对他自己和家人不能不说是幸事。解放后鲁迅的家人得以过安稳、受尊敬的生活；许广平可以安心地整理鲁迅的著作,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当上政协委员。在文革那个疯狂年代，书店除了“红宝书”及马列著作就是鲁迅的作品了。要是鲁迅活到解放后，他将被“改造”，他会接受改造吗？许广平将会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或胡风的妻子梅志那样，陪着自己的丈夫受难，周海婴也会因是“黑五类”子女而备受歧视，鲁迅的著作成了“禁品”。那真是天渊之别啊！ 鲁迅去世时上海近万市民自发吊唁、送行，要是他死于解放后会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不说，就算出现这种场面，怕又会成了什么“事件”连累不少人。所以，鲁迅是死得逢时。
说到“死得逢时”，刘少奇真是死不逢时，堂堂国家主席，孤零零死在异乡，堪比“盲流”连个真名都没有，真是死不瞑目！又算后来平反了举行隆重追悼会，那也是做给活人看，给活人一点安慰罢了。王光美会相信那盒骨灰是刘少奇的吗？当它是一件道具而已。反观康生，1975年去世时被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丧事风光隆重，可以说他死了也在偷笑，眼闭了。尽管后来被请出八宝山，那怕是被“鞭灰”，也无所谓无眼睇了。
用“解放”一词来划分时间段好像不“与时俱进”，但不管是被“解放”还是被绑得更紧，这词用了几十年，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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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5-9 13:05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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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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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4 22:06
標題:
无题
刚读到6月4号《经济观察报》上一篇推荐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被监视的生活》一书的文章——《真相的救赎》。文章先介绍了在东德，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简称） 如何利用10.2万名官员和数量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线民”，严密监控着东德人民，“一切都有可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档案”。柏林墙倒塌后，安全部高层匆忙下令销毁所有档案。由于数量过于庞大，碎纸机不堪重负，官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撕毁文件。幸好销毁行动刚开始，东德民众就迅速占领了史塔西在全国各地的15处办公机构，大部分档案得以保全。保全下来的史塔西档案约有21.25亿页，涉及约600万人。波恩政府在1991年成立了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负责修复、保全、管理和公开全部史塔西档案。从1995年至今，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复原被史塔西官员销毁的1.6万多袋档案碎片，预计耗资将达3000万美元，已有275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档案，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被恢复，这个数字将继续增加。
1978年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蒂莫西.加顿艾什来到柏林，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近两年的时间中，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往返于柏林墙两侧，将他的见闻发表在《卫报》、《泰晤士报》和《旁观者》等报刊上。加顿艾什深知，像他这样的危险人物必定会引起安全部的注意，但他没想到十年后自己竟有机会重返东柏林，亲自查阅史塔西为他建立的秘密档案，并由此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加顿艾什根据他的调查写成了《档案：被监视的生活》一书。“能否正视过去是一个民族能否前进的关键。”作为英国人，他最自豪的是英国政府终于选择了正视“血腥星期日”惨案。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英国军队在镇压北爱尔兰群众游行的过程中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13人死亡，多人重伤。二十多年间英国政府面对北爱尔兰人愤怒的质问一直闪烁其词、推诿责任，使北爱问题不断恶化。1998年布莱尔政府终于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以负责的态度全面调查“血腥星期日”的真相。整个调查耗时十二年，耗资1.9亿英镑，最终于2011年6月15日发布了由2500名目击者证词组成、长达50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证实，当日在游行中丧生的民众都是无辜受害者，英军士兵枪击平民的行为是“不正当和不可原谅的”。报告发表当天，卡梅伦首相代表英国政府向死难者致歉。
文章最后说，《档案》一书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东德成为现代史上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而新德国却成为最积极、最诚恳、最不惜一切代价坦白过去极权罪行的政府。
令加顿艾什最自豪的事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件。时至今日，政府和民间很默契，大家都避而不谈，仿佛从没发生过什么，好像只有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提到的第一个词——“人民”一章里提到这件事。我想，可能再过几年，这事就灰飞烟灭了。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2-6-30 11:14
標題:
下乡
何钰培的初中同学准备把她的下乡日记出书，很期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真实的思想记录，真实反映当年知青的思想状况，让后人知道“知青”是怎回事。她是文革前下乡的，当时可能她很“激进”，或者像廖和平的师姐那样，不管父母反对也要“响应号召”，抱着满腔热情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下乡后，她慢慢发现（或者醒悟）自己受骗了，现实与宣传是两回事。在漫漫长夜里，她思考自己的人生，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升学无望、工作无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下乡的。“知青”绝大部分都属于这类。
除了68年及之后几年的下乡是别无选择外，之前的下乡各有所异。
58年大跃进时很多工厂大量招工，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我的表哥和表姐刚小学毕业，一个进了缝纫机厂一个进了曙光无线电厂当学徒。那时我们小学三、四年级，班上的“大牛龟”（比我们大几岁）有六、七个退学进工厂当学徒。听父亲说那时很多中学都招不够学生。61年我们小学毕业，那届很特别（之前不是之后也不是），超过16岁不能考初中，班上有六个同学超龄被剥夺了升中学的资格。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工厂基本都不招工了，但招兵，那年16岁可以参军，有同学当兵去了。那年广州开始有去农村，下乡满三年可以回广州安排工作，即有“户口保留证”，我们称之为“服农役”。有一个同学62年下乡，65年回来当了建筑工人。我另一个表姐63年初中毕业去了平沙农村，按理66年可以回来了，人算不如天算，66年文革开始，“户口保留证”作废了。文革时的《6123战斗兵团》就是这类回不了城的知青。我表姐夫妇直到76年才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回来，在农场呆了整整13年。
64年我们初中毕业，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开始绷紧，“政审”成了很重要的一关。班主任对班上一个男同学说：“你不要报考了，你是考不上的。”没考就已经判了“死刑”，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都是骗人的！我认识一些同龄人，他们的父亲还在学校教书育人，而他们却因“神主牌唔够正”考不上高一级学校。按理要“杀”也该先“杀”“黑”老子，但事实是先“杀”了他们，根本无逻辑可言。作为教师子女，他们都“响应号召”下乡了。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又算考上了，也不等于能平安无事。65年一个在技校的同学来找我，告诉我她要去农场了。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学校开动员大会，班主任跟她说你是班长要带头报名，她只好带头报名。她去了黄陂果园。后来得知另一个男同学也从技校去了白云山农场。文革时爆出那年一共从技校、职中等共筛了600个成分不好的学生去农场，他们档案上盖的是“肃反”的印，相当于后来的“疏散”，其实名单早就拟好，所谓“报名”只不过是惯用的伎俩，好证明你是“自愿”的。文革时的《工读600名》就是这些人。
64年和我一起考三中的一个女同学，她没考上。65年时她四兄姐妹分别高、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一级学校而失业在家，街道说要是下乡两个可以安排两个。后来她和大姐去了东莞（75年招工回来），另两个在广州安排了工作。这种情况算是“自愿”吗？用“代价”二字更合适！还有很多是升学无望就业无望，只有下乡一条路，家长担心他们在社会游离浪荡学坏无奈之下把他们送到农村。
68年下乡大家都知道是怎回事，不说了。
69——71年应该和68年差不多。大学停招，工厂“抓革命”不促生产，大量中学毕业生除了少数留城外基本下乡。
72年的政策是“一半工一半农”，家中兄弟姐妹有一半下乡另一半可以留城。托“林彪事件”的褔，这一年最宽松了，开始招工回广州，孩子全不在身边的家长可以回来一个子女。
73年后政策又变了，是“身边留一个”，招工回广州也停了。兄弟姐妹中只要有一个在广州，其余都要下乡。所以，我五姐弟80%下乡！
75年邓少平复出，“抓革命、促生产”三株“大毒草”出台，工业全面复兴，我们才得以大规模回城（下乡超过两年可以招工回城）。76年邓少平又一次下台，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车间的工人对我们说：“你们要感激邓少平，要不是他，你们现在还在农村。”
直到80年代初，“上山下乡”这个怨声载道的政策才终于寿终正寝，成为历史。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缓解就业矛盾有极大关系。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民生工业凋零，工厂企业容不下那么多新生劳动力，而农村真的是广阔，而且农民除了布票需要国家“计划”外，其余都“自给自足”，或者说“自生自灭”。把城市多余劳动力放到农村，在当时似乎也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又减轻了城市供应负担。 只是苦了广大知青，而国家花了300个亿落个“三不满意”，即是一无是处。
改革开放后倒过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已经两代人，现在还闹“用工荒”，不是“恍如隔世”，是真的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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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6-30 21:14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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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2-8-21 12:20
標題:
更改#29帖
一直都觉得29帖里最后一段有点不妥。其实董存瑞何尝不是死在两派武斗里？只不过是规模更大的武斗。黄继光就更是死在帮隔离人家武斗中。虽然他们是那么英勇壮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语录之一，那时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至理名言。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是不是有点“烂仔思想”、“土匪作风”（有枪便是草头王）？为什么不能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去取得政权？近在眼前的台湾政权更迭就没有用“枪杆子”，没有通过“武斗”。而解放战争中双方战死沙场的军人比八年抗战牺牲的中国军人还要多，冤不冤值不值啊！
那些有帝王思想的掌权者是不会珍惜人民生命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视老百姓为草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条语录我们耳熟能详，所以培养了一代对生命没有敬畏感、“不怕死”的我们。
文革中武斗而死的同龄人，你们能安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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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8-21 12:28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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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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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13 14:13
標題:
林彪事件
41年前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在几个月后才知道。
记得那年国庆节后林惠兰从广州回来跟我们说，27层旁边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巨幅画像给拆下来了。我们都预感到中国领导层发生大事了。后来听在我们处搭食的男知青说，林彪反对毛主席，坐飞机去苏联摔死在蒙古，党员要保密，否则开除党籍，有人告诉老婆真的被开除了。
一段时间后（具体什么时候忘了），接到通知社员分批到大队部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想是这件事了。大队部是祠堂，进去后大门紧闭，营部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包围着会场，从未见过的大阵像。那天四类分子大概都安排得远远的干活去了，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是防有人暴动？
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不外是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说大不了上山打游击，还有林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等。不知农民们听懂多少，但有一点肯定听明白：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企图谋杀毛主席抢班夺权，而毛主席一早就知道！在震惊之余是不是觉得很滑稽？散场时大家都默默无言，可能太突然一下消化不了吧。
“林彪事件”过去四十年了，真相如何？1975年去世的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公开了，而在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依然还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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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9-13 21:14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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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2-11-20 13:37
標題:
胡思乱想
谢家榕曾在八卦坛《转一个帖子 都几好笑》跟帖说，“明年大陆换届，四年前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接班了。”他说的一点没错。
四年前习近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前一点时间他从地方（上海）进京，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党校校长。而差不多同时，薄熙来从京官（商务部部长）调到地方（重庆）。当时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山不能藏二虎，大家咁高咁大，谁服谁呀。大家都知道有戏，但估计谁也没想到剧情会是这样发展。
薄熙来的目标是十八大进政治局常委，假如他的老婆没杀人，假如他没打王立军耳光，会是如何？据报道，薄的贪腐历史悠久，在大连就有，而他却一路官运亨通。杀人是偶然事件，贪腐是常态，常态要靠偶然来曝光，是不是太无道理？
习近平的爹62年因为《刘志丹》这部被毛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小说而落难，文革时的遭遇可想而知，可以说习近平的青少年是在压抑中度过的，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是和马比，要是在骆驼群里瘦死的骆驼崽是被欺负的。他16岁不到就到陕西插队当农民，按现在的标准是童工，当时的陕西农村和我们广东农村根本无得比，而最令知青难熬的是跳蚤，用习近平的话是“痛不欲生”，当地人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的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和他一起的二三十个知青，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最后一年剩下他一个。75年他被推荐上大学，那是他实实在在的表现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习近平在福建当官十几年，赖昌星的糖衣炮弹肯定也曾瞄准他，事实证明他没被打倒。也许有人说，没曝光前谁都是好官。但我觉得国民党都有马英九这个“不粘锅”，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有呢？之所以大家不相信，是因为不透明。
有人说，从政就不要贪钱，经商就不要想权。有理。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12-11-20 18:29
標題:
有希望
千金難買少年穷，這是老人說的。我們的國家能有這麼個從青少年期就挨苦，而且压不倒的人當家，人民有希望了。
為甚麼四年前就能知道是誰來接班？為甚麼四年前不留下薄，是否早有明眼人看出他的不可靠，而要等適當的時候，讓他暴露夠了才能處理？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2-12-29 11:37
標題:
知青子女
上个星期天的《中国达人秀》有一个节目是一群三四十岁的人跳新疆舞，他们的身份是“上海新疆知青子女”。观察员窦文涛问他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有的说二十岁，有一个说十四岁，她说她当时还年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不想离开熟悉的新疆一个人来上海投靠亲戚，说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在知青大回城浪潮中，广东去海南、湛江建设兵团的知青不算很曲折地回城了；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通过请愿、卧轨等做法大部分也回城了；而新疆建设兵团的知青为回城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被镇压了。后来为了安抚民心，上海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没回上海的知青可以有一个子女回上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群——“知青子女”。这帮“知青子女”远离父母和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为了自己在上海有根，不惜让孩子重蹈当年自己因下乡离乡别井的状况。当然，这是相反的两回事，但对孩子来说心理上的困苦是一样的。
这群新疆知青子女在上海抱团取暖，经常在一起跳新疆舞，在他们心中新疆才是他们的家乡。现在他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们的父母也陆续退休回到上海居住。如果不是“知青子女”先回到上海，很难想象身为“知青”的父母退休后能回上海安度晚年。然而，这又引发另一些社会问题。
一个上山下乡运动，搞得两代人离乡别井，可能当年我们的伟大领袖万万没想到吧。又或者为了他的理想（还是狂想？），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吧。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离乡别井，对当年的我们，特别是对小孩来说是无奈的，和“北漂”、留学、移民不同，后者是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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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12-29 14:44 編輯
]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2-27 13:49
標題: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今天无意哼起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在当年很流行，我想主要是它的旋律优美。“那时候妈妈没有田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哼到这句时，不禁想，我们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我一辈子都靠劳动谋生（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现在退休做“白领”，那是我以前劳动积累的回报），我觉得很光荣，并不觉得可怜，当年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很悲惨？
学生时代我们心目中地主就是黄世仁、周扒皮再加上后来的刘文彩，穷凶极恶。而贫下中农都是杨白劳、高玉宝般苦不堪言。下乡时我们生产队会计辉叔的父亲是老贫农，辉叔邀请我们去他家坐，房子有两层，很漂亮。他说，四清时有工作队员去他家拜访他父亲，看到他家的房子很漂亮，想当然地问是不是土改时分的。他父亲很自豪地说，不是分的，是我自己的。那几个四清队员以为进错什么人的家，忙不迭离开。他当笑话说给我们听。去年我们几个回安堂，探访当年一起开工的同龄人，其中一个叫北昆的他父亲是贫农。北昆还住在他爸爸的老房子，那老房子虽然建于解放前，但以现在眼光看一点也不寒碜，高门大户很有气势，我们一起在他家门前拍了照（廖和平曾发上会馆，忘了放在哪个房间）。当年若是只看书报，谁会相信解放前会有住大屋的贫农？事实是有，而且不少。80年代看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剧里的地主容老爷对他的租户很有同情心，我觉得这才是大部分地主的真实写照。
没有地的农民向有地的人租来种，要交地租，天经地义，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从前叫“剥削”？说到“剥削”二字，想起下乡那些年，辛辛苦苦劳作一天只有一毛多的收入。按生产队的考勤标准，我们都属全勤，全年收入只有几十元，扣除600斤口粮后（除了口粮再没有其他东西分）所乘无几，买盐都唔咸。要是没有家里支援，我们连杨白劳都不如，杨白劳还有喜儿卖，我们只能卖自己。难道我们的劳动价值真的这么低吗？不是！是当时的政策，当时的做法让我们穷。上面的瞎指挥，“农业学大寨”的瞎折腾让农村经济频临崩溃（整个大队一年的收入不及过年前全村一天的侨汇）。我们的劳动成果被浪费（看#21帖），我们的劳动经常是无用功，我倒希望被谁剥削，起码我的劳动有成果，起码我的劳动成果是社会财富。
下乡时回家，我有时在父亲面前发牢骚。父亲说，你们现在多好啊，中学毕业就安排工作了，我们那时大学毕业就是失业。我差点跳起来，大声反驳：“这算什么工作呀，我们是去农村耕田！当年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去农村租几亩地种种？你还可以做乡村教师，还可以给地主做账房先生，不一定非要耕田。我们是耕田！而且还不能养活自己！”不停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把父亲变成糊里糊涂的人。明明是不由分说把我们赶到农村，还要我们感激！
提起旧社会（文革于我就是旧社会）真是气愤，为了不让历史重演，真要给孩子讲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4-26 10:55
標題:
工资单引起的回忆
昨天在《快人快语》讲开当年的工资单项目一长串，有一项印象特深刻，就是粮差补贴几元四毛四，那四分钱也不知是怎么
算出来的，任何人多了四分钱富不了，少了四分钱也穷不了，它就是不四毛也不五毛，是四毛四。那时发工资是现金，为了
那四毛四要准备一大堆零钱，真是无事找事。中国有些东西真的不可理喻，比如当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买布是按米计
算，那一丈三尺六是四米半多一点，谁也不在乎那一寸，偏偏不是四米半而是一丈三尺六。倒不如把那四分钱、一寸布支援
世界革命算了。
说到“支援世界革命”，我们老百姓作的牺牲何止是四分钱和一寸布，要不然刘少奇也不会在他的对外政策“三和”后
面还要加上“一少”了。说来好笑，我们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后来成了敌人，还有我们的“老大哥”更是成了第二号敌人
。
记得大约初三政治课学“九评”，印象最深刻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课，其他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文
章说南斯拉夫的私人企业占了多少，鼓励资本主义经济，解散农业合作社，工人失业没有地位等等。政治老师还以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体育比赛纪录片为例，说到处都是商业广告，连运动员的衣服上都有广告。事隔几十年，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走的不是当年南斯拉夫的路？只不过人家比你早几十年悟到罢了。人家当年是坚持“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偏要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自己走的也是这条路，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却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赵树理小说人物的绰号来形容，真是“常有理”、“惹不起”。如果现在有人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可能会笑死好多人。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13-4-26 12:03
標題:
思想的改變
思想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的思想在改變，國家也在改變，經濟在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而且不會走回頭路了。這都可喜﹗
我老家那小山村，88年春我回去是水桶打井水，後來扶貧打了機井，手按就能從管子出水，現在回去是打開水籠頭就有水。88年我們是踏着泥濘，一步一滑走回村，現在小汽車可直接開到家門口了，更別說破木屋換成了大磚樓。
彈是很容易的，多彈也是関心的表現，誰叫我們是老人呢﹗要不然也去找個官來當當，造福於民。
[
本帖最後由 廖和平 於 2013-4-26 12:04 編輯
]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4-27 10:59
標題:
复廖和平#64帖
温家宝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有可能重新发生。所以你不要说“不会走回头路了”。在我们这个民主和法制都很不健全的国家，借用一句广告语是“一切皆有可能”！
不要说“弹很容易”，你弹给我睇下？你会吗？你只会谢主隆恩、感恩涕零。教你弹吧——88年我回老家，解放快40年了还是老样子，泥泞小路破木屋（可能更破）。
去饭店吃饭觉得不好吃提意见，有人说：“你净识弹，你来做几味益下食家？”你会不会觉得他简直是无赖？
有的人做惯了良民（不用“奴才”这么刺激的词）已经不会用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有人上门检查卫生，那些检查卫生的人专去看床底有没有蜘蛛网，看看花盘底下有没有积水，其目的是帮你家消灭卫生死角。有谁说“为什么看不到地面、桌子那么干净，你们专挑黑暗面”？要是床底有死老鼠，花瓶有孑孓，又算表扬你家干净又有何用？
作者:
廖和平
時間:
2013-4-27 13:04
標題:
不同之處
我和你都是88年回鄉，看到的都是破木屋，泥濘路。接着你是朝前比，得出的結論是解放快40车還是老樣子，我是朝後比，覺得一在改變，無論是道路､房屋､設施和人的思想，我真是萬想不到我那老家，竟建了一座教堂，兩個尖頂(假假地算是哥德式)在那青山綠水中十分突出。這一切令我心舒暢。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4-28 12:04
標題:
当然不同
我说你只会谢主隆恩感恩涕零不会弹没错，教也不会，所以你不要说弹很容易。88年你回老家，踏着泥泞小路一步一滑走回村，看到的是破败的小木屋，居然认为很正常，想不到要“弹”。这就是我与你的不同！
我出生时祖先已在广州定居300多年，我的老家是广州市海珠中路福地巷。别搞错，88年是你回老家。我才不是你老乡。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6-12 12:29
標題:
关于“右派”
在《八仙会馆》我不知多少次被说是“右派”，不管是“晚生10年”还是什么。我倒无所谓，甚至觉得有点荣幸，但有些话憋在心里想说很久了。
“右派”是57年“反右运动”的产物，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过着屈辱的生活。而且还连累他们的孩子，不但在升学中受歧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更被“混蛋”。
在“右派”平反已30多年的今天，当年的“右派”有的做了总理，有的做了部长，刘秉森还用崇敬的心情给大家介绍当年“右派”黄万里如何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我们未必知道的真相”，然而在我们一些同学心中“右派”是“衰多口”、“咎由自取”、“活该”的代名词，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是对的。每遇到有非主流思想“衰多口”，很容易地给盖上“右派”的帽子。不知是无知还是因为当年的影响实在太深，惯性的确很大，几十年都不能改变。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同学、馆友中有人的父母当年就曾被错划为“右派”。看到你们如此理解“右派”，作为曾经的“右派”子女，他们会有何感想？所以在此拜托“左派”同学们不要再这么得瑟了。
实话说，相当部分的“右派”是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右派”吃亏在太单纯，听信了号召“给党提意见”，以为真的言者无罪，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哪知是“阳谋”引蛇出洞，秋后算账。从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集体趴下，唯有歌功颂德才能保全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从始，人人“听话要听党（毛）的话”，根本不用思考对还是错——敢说是错的吗？对于文革这样反动的事，连老干部都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更何况老百姓？大家认为这是好事吗？如果我们的伟大领袖真的像全国人民祝福的那样“万寿无疆”，恐怕我们现在的生活比朝鲜还糟糕。
“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民受教育，现在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这是当年的“右派”言论之一（知道是谁说吗？）。我们就是被只接受一种教育的人！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9-10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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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的代价
我是在文革早期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那时瞿秋白已被说成是“叛徒”。当时我觉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很真实。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这“多余的话”可能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但能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自己，不是比留下虚名更重要？我想这大概是瞿秋白当时的想法吧。
瞿秋白被俘后国民党方面多次劝降，他不为所动，从容临刑令对手亦佩服，其行为当得起“烈士”之名。然而，文革时因为《多余的话》被说成是“叛徒”，他在八宝山的坟墓被毁，其父母、兄弟在济南、常州等地的墓地也被破坏，遭株连九族。可能这是瞿秋白当时万万想不到的吧。
当年瞿秋白要不是被当做包袱留在了江西，就不会有后来的被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自白——《多余的话》，就不会被成“叛徒”。但我认为，以他的个性，即使留在了“革命队伍”，也不一定会有好下场，迟早要被排斥掉。因为，他还是书生本色。
记得大约1989年的5月底，戈尔巴乔夫访华，在电视上看到当时刚顶替了胡耀邦的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不适合当总书记，适合做总理。我大吃一惊，心想多么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赵紫阳真够大胆的。没多久，赵紫阳下台了，又换了一个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回苏联没多久也下台了，这是后话。
当然，赵紫阳的下台与真话无关。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3-9-13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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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说”
国民党籍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因司法关说丑闻被撤销中国国民党党籍，面临失去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机构负责人职位。马英九在记者会上批评王金平涉嫌关说“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如不对其作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等于默认司法尊严被继续践踏”。马英九表示考纪会撤销王金平党籍是痛苦却不得不做的正确决定，希望党员齐心协力维护党的声誉，共同努力维持党的安定。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也是痛定思痛的机会。唯有改革才能赢得民心，才能促进团结，国民党必须向前进。
“关说”在我们这里就是走后门说情，属于司空见惯的事。请问有谁见过有哪个官员因为“关说”而丢党籍、丢官的？官官相卫、集体作案倒是常见。如今国民党又走在前面，是不是令我们的执政党汗颜？
新一届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老虎”、“苍蝇”一齐打，确实把部分贪官抓了（还有很多很多待抓），而人家已经是连走后门说情都严肃以待，绝不手软。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究其原因是因为台湾除了有执政党还有反对党，不知对否？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4-6-16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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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何钰培在《父亲的苦与难》帖子里提到他的挚友永鸿的父亲被打成右派20年后才得以平反，永鸿说他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不愿提及以免伤心。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我对他的误解。
我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三中教师张寓龄是父亲在四中时的学生。父亲在我眼里胆小怕事，被洗脑洗得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属“紧跟”的那一类人，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初期父亲也和大家一样响应号召投身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直到“清理阶级队伍”，父亲由于在大学毕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免了教职到农村分校当猪倌，工资也降了三、四级。林彪事件后父亲平反了，恢复教职重回教师队伍，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平平安安工作到退休。70年代末有关方面请父亲参加高考语文出题小组，那时我女儿还很小，记得父亲离家后一直到高考结束才回来。他说出完题后有关方面组织一干出题老师去旅游，不能打电话。我想是为了保密吧，那时还没手机，只要和外界不接触就不会泄题了。
我曾和同学抱怨父亲胆小怕事只知紧跟，没有自己的思想。同学说，你应该感谢父亲，他这样做不但保护了自己而且保护了他的家人免受灾难。当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
看了何钰培的帖子（微信），看到永鸿的遭遇，我反省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深深感到自己误解了父亲。文革前我们一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都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如果不是父亲谨小慎微，在那种政治环境中，特别是他教的是语文，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成了“阶级敌人”，我们一家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细想其实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和家庭，应该理解体谅他们。
父亲和母亲都活到89岁，他们的晚年幸福体面有尊严。现在我们几姐弟基本都退休了，孙辈个个大学毕业，有的还考上研究生，真要感谢父母亲的庇佑。
祝我的父亲、母亲在天堂快乐！
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4-11-14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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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产党，“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今天在报上看到一篇介绍台湾作家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的文章。蓝博洲从27岁那年开始接触尘封于地下的台共党人历史，二十多年来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以一人之力发掘研究台湾共产党人的历史，而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像样的写台湾地下党的著作。
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解放前夕被派到台湾继续地下工作，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在乡下过着隐名埋姓的生活。余则成去了台湾后来怎样呢？没有了后来，成了“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今年7月在大陆出版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写的是中共在抗战后派往台湾组建中共台湾工委的四名党员之一张志忠及其妻子儿子一家三口的悲剧。“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序言中写道。
蓝博洲的一系列作品，他一生只在写一本书：中共曾在台湾做了什么。在大陆学者看来，蓝博洲以一人之力所做到的，已足以让大陆研究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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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4-11-14 10:43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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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enqizi
時間:
2016-4-4 14:40
標題:
讲故事
凤群的一系列回忆录引起大家的赞赏和共鸣。我们这代人已放下生活的重担过上轻松自由的晚年生活，是该写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了。以前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充斥着我们的读物，大家耳熟能详，随口都能说上几段。然而现在文革十年浩劫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那些苦难那些不堪好像已烟消云散，甚至有人居然还怀念文革，还发掘文革的“好处”，什么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云云。我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不论处于哪个阶层都不能置身于度外，我们能否用前人写解放前苦难的干劲来写写自己所经历的文革，写写父辈的遭遇？
提到文革的灾难，可能有的人会说“又揭伤疤了”，为什么以前讲旧社会没有人这么说？其实一样道理，都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只不过一个是当局主导的事，一个是当局企图淡化的事，仅此而已。
凤群的回忆录一石击起千层浪，馆内馆外都有朋友提到自己和家庭的故事，捞B，希望你也写写你的“黄肿脚不能提”的父辈的故事。黄叔、多章,能写写你们及父辈文革中的故事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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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6-4-9 08:17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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