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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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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题

前不久结束的两会，有两个委员因提到感觉说真话越来越难而一炮走红，众多委员深有同感，表示想说真话但“不敢说、没办法说”.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香港真是匪夷所思。当今社会能做到“有些真话可以不说，但坚决不说假话”已经是最高境界。早在195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就清清楚楚地写有“人民有言论自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说真话却还是老大难。源头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是没人提出？没他，因为在中国宪法不是最高法。宪法之上还有最高指示，还有基本原则、还有......
   今年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国家以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不知具体做法如何。

   现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维稳”，不知他们是真傻还是假懵，香港隔三差五有人上街游行、静坐，香港不稳定吗？只要司法独立、公正，让老百姓投诉有门，又怎会把人逼上梁山，又怎会发生“一条汉子”这样极端的事？

2010-3-24 15:53

#31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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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假话

近日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走红网络，引来近两万网友观看和跟帖。这些网友大部分是80后，他们都表示当年的作文假话连篇。其实何止80后，40后、50后、60后......反正建国后的学生作文哪个不写过假话，不写假话行吗？
   学生时代我们有一句流行语是“站稳立场讲大话”，相信大家记忆犹新。那时政治考试除了大段大段默书外，自我发挥的就是“讲大话”了，车天车地假话可以讲但“立场”不能错。
   在旧会馆（2007.5.29)我发过一篇帖子说高中时不怕测验，不怕考试，最怕写周记，每周一篇的周记是令我最头疼的事。那时要写毛著读后感，为了交差必须先把自己糟蹋一番扮成“白鼻哥”，然后写学了某篇红文后变成“正人君子”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周一周就这样蒙混过关，但心里实在难受。
   文革时老师之间互贴大字报，作为学生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师并非是真的“正确”，他们在我们面前扮嘢而已。长大后发现凡是（特别是在私人场合）满嘴大道理，满口革命辞藻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车大炮”、扯大旗做虎皮吓人而已，其实满腹男盗女娼，比起说真话的人下流（或不高尚）得多。
   在这样环境成长的一代又一代，人格怎能健全。说假话成了常态的社会还有希望吗？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没有为改变这种现状出点力还是维持现状？

2010-4-9 14:5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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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8

返看《子说》觉得#8言犹未尽。
   日寇入侵、解放前我们都只是“听说”，文革是我们“亲历”。为什么“听说”的事我们要“牢记”，而“亲历”的事我们却要忘记？为什么！！
   现从报上择抄两段别人的话与大家分享：
   我们曾经习惯于崇拜虚假的偶像、虚假的理想，最重要的是习惯于爱红场上领袖的灵柩胜过爱自己父亲的坟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怀念以往的崇高，那是夸大了的崇高，因为它建在流血和暴力之上。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少了。对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我想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是至关紧要的，因为那是教训。如果有的问题我们不谈论，藏起来，始终当作秘密或者禁忌，那非常危险。

2010-4-18 10:5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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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班一次集体活动时，一位在大学任职的同学和我说“怀念六十年代”，其理由是那时没那么多腐败，贫富不悬殊。我跟她说贫富不悬殊是因为那时人人都是穷人，没几个富人；而那时很大一部分人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不能乱说乱动，比起腐败更糟糕。当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前两天我家钟点工（58年生人）问我：“你说过去好还是现在好?”我说当然是现在好，过去我们被迫去农村抢你们的饭碗，现在你们喜欢种田可以种田，喜欢出来打工可以到处去打工。她说我也觉得现在好，过去什么都没得吃，现在想吃什么都有。多朴素的切身体会。
有一种人真的是莫名其妙，连钟点工都明白的道理他就是不明白，怪不得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有道理。（并不是说钟点工比大学教师卑贱，只不过是按毛的界线划分）

2010-4-24 09:3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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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五.一有感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到了，回忆起从前在企业里的一些事。
   80年代我所在基层单位的工会主席是个老工人，为了一些私人利益和公司党委副书记结怨，在工人面前大骂党委副书记“正X婆”。我们调笑他“你连自己的利益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我们啊。”后来他没经任何程序被撤了工会主席一职调去卖饭票。
   97年公司改革，一大批工人下岗。我们的工会主席是回城知青，他对那些有意见的工人根本帮不上忙。他私下跟我说：“我连自己的岗位都难保，怎么去帮工人啊。”我报以理解的微笑。
   我一个同学文章好，人很活跃书画琴棋跳舞样样行，在公司工会任干事。90年代到处搞承包，他调到基层工会做工会主席。几个月后见到他，腰围起码粗了十几公分。我笑他吃了那么多民脂民膏弄得肚满肠肥，他说应酬太多现在三脂都高了。后来他又调回公司，身材慢慢恢复了三脂也不高了。一个基层工会主席都有那么多应酬，中国的官场就可想而知了。

2010-4-28 11: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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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五.一有感2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好像今天有篇社论叫《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退休后过着“白领”生活，每天干的是简单家务劳动，与劳动节好像没什么大关系，回忆一下过去正八经儿的“劳动”也蛮有趣。
“满头大汗”、“汗流浃背”这类与劳动有关的形容词在我们小时候还没“劳动”时就有体会，游戏追逐、打球运动不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吗？而“一滴汗摔八瓣”这种书里形容劳动艰辛的句子的确是在劳动中才有体会。那是在农村时，每年春耕时节生产队都会派工把小河河床里的淤泥挖上来运到田里做基肥，同时也疏通河道。挖泥船100%靠人力，三个人像踩水车那样转动那条三、四十公分粗的大圆木，圆木转动带动套在端上的大轱辘把一端绑在轱辘上，另一端绑在插在泥里的大铁耙柄上的绳子绕起来，拖动大铁耙，等大铁耙松动了一个青壮年农民把大铁耙上的泥倒在等候在旁的小船上，然后再用力把大铁耙插进河床，周而复始。我们几个经常做“踩水车”的角色，连吃奶的力都使出来踩动那条大圆木，花生般大颗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流，“嗒”的一声掉在圆木上四处溅开，名副其实的“一滴汗摔八瓣”啊。（干这活还留下一段糗事，害得一个青年社员“英雄救美”，现在还时不时被刘冰笑。不说了。）
文革时经常听说“阶级烙印”，不明所以，回城后当了响当当的产业工人——车工，对“烙印”一词有切身体会。高速切削出来的铁屑呈蓝黑色，一不留意落在手上或脖子上，“滋”的一下一股白烟，皮肤便留下一个永退不掉的“阶级烙印”。身上工人阶级的烙印多了想起下乡时割禾几次割着手指，左手五只手指有三只留下伤疤，这不就是当农民留下的烙印吗？这才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阶级烙印”啊，解放前我们才多大呀，吃的奶粉早就变粑粑拉掉了，能有什么“烙印”。

2010-5-1 13:2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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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英九联想

最近看了马英九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指出“文学不是用来吟风弄月，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是最吸引人的艺术，可以触及灵魂的最深处。”他说要把文学为政治服务倒过来，政治跟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这个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他还说希望大陆推出“识正书简”，认识正体字（即繁体字），但书写的时候写简体字没关系，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他说：“实际上，在文化传承上，正体字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像这种具有美感，能够因为文字的结构，而得以‘望文生义’的文字传统能够保存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希望将来能够把汉字列入世界遗产，希望透过文学和其他文化的资产，让全球的华人都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台湾的软实力。一个大革文化命令大陆文化和道德倒退一大步，就在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台湾比大陆强多了。如今马氏又提出文字的“一国两制”方案，为中华民族的的团结大业作出贡献。他的“政治要为文化服务”更是颠覆性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马英九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做不到坐怀不乱，但我可以做到不让人坐怀”，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没人说“常在河边走我做不到不湿鞋，但我可以做到把鞋晒干才回家”呢？无可否认，这就是境界、水平的差异。
   马英九的清廉到了“洁癖”的地步，人称“不粘锅”。为什么我们的官员就做不到？人家知道自己是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操守准则，处处小心谨慎，不让自己给人留下把柄，就连明星都知道自己是公众人物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偏偏我们的官员老爷大贪特贪肆无忌惮都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这是为什么？
   ......

2010-5-13 12:4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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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怜的小羔羊

近日国内像连锁反应那样接二连三地发生幼儿园孩子被杀案，除了可能有个别是精神病患者外，绝大部分是为了某些原因而报复社会，他们丧心病狂向最弱小的孩子埋手简直不配做人。冤有头债有主，有种的你去找有关的人去杀呀，像那个跑去公安机关杀警察的才算好汉（相对杀小孩的来说）。
   不是“维稳”吗？为什么越维越多事？问题往往就出在“维稳”上。现在的“维稳”不是疏导而是堵塞，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掩盖矛盾，是“维权”，维护官老爷们的权。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司法独立，老百姓投诉有门，不把人逼上绝路，谁都想过平安日子，“有头发谁想做癞痢”啊。
   据说那些凶手原本（除了精神病者）是普通老百姓，由于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疯狂报复社会。曾经，有人用自焚、跳楼来抗争，事实证明无济于事，屋照拆、官（有关官员）照当。死都白死，真把人逼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出如此没人性的事。现在没有“梁山”，连“上梁山”的路都没有，只有“发疯”。唉。
   那些孩子真可怜，大人的事让你们成了“出气筒”，成了替罪羔羊。什么世道！

2010-5-16 09:1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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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宗教——与李志锐商榷

我和所有受“正统教育”的人一样，是无神论者，对宗教没有认识。最近看了有关李叔同的书对佛教微微接触。
   手头上刚好有弘一法师对“菩提”二字的解释：“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语，翻译为“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发菩提心者，便是发起成佛的心。为什么要成佛呢？为利益一切众生。须如何修持乃能成佛呢？须广修一切善行。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资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资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种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那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很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楼......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
   我觉得丰子恺的话对我们这种在愚民教育下长大的人很新鲜。
   李志锐说宗教是精神鸦片，我觉得有失偏颇。可能是和我们一向所受的教育有关。其实我们一向所受的教育又能说不含有“麻药”吗？“做驯服工具”、“D叫干啥就干啥”、“听话要听D的话”、“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这还有自我吗？简直是“海洛因”！
   志向远大的人居草野时会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为王肯定不希望再有人造反，恨不得人人都是良民，都是“驯服工具”，这是人之常情。为达到目的就通过教育、洗脑。我们本来白纸一张，被画上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不自知，“先入为主”让我们思想禁锢、循规蹈矩。只要是D的话不管对不对都盲目顺从，所以才会有文革这种荒唐事得以持续十年，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还说形势大好（若不是“驾崩”还不止十年）。我们的精神何止是吸了鸦片，而是吸了纯度更高的海洛因。精神有没有“中毒”与宗教无关。
   从记者们的报道中得知，今年玉树地震和两年前的汶川地震现场，大不一样。玉树的藏民信仰藏传佛教，玉树的灾民们鲜有因过度悲伤而扭曲的面孔，甚至很少人会失声痛哭，对着逝去的亲人他们反复诵念六字真言，宗教信仰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亲人会在他们的诵经声中奔赴下一个幸福归宿。大批喇嘛奔赴现场抢救生者，神色镇定、言语安详为亡灵诵念超度经文，让死者家属甚感安慰。喇嘛们对灾民的劝导胜过心理专家，相信玉树灾民的心理障碍比汶川灾民轻得多。
   以上是我的一孔之见，肯定错漏百出，欢迎李志锐指正。也希望梁锡伦详细说说自己的看法。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5-30 11:59 編輯 ]

2010-5-30 11:5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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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话说潘金莲

上次和捞B讨论《红楼梦》里的袭人，说到做穷人的大老婆比做有钱人的小老婆强，我不由得想起经典名著里的另一个女性——《水浒》里的潘金连。潘金莲一直在人们心目中是淫妇，现在不知评论界有没有改变对她的评价。
   小时候看《水浒》，觉得她为了跟西门庆鬼混毒死武大郎抵被武松杀。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对她的看法有转变。潘金莲原是妹仔，她的主人看上了她想把她收编做小老婆，按捞B的观点，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但她至死不从。她的主人为了惩罚她把她许配给“三寸钉谷树皮”武大郎。一个美少女被嫁给一个如此窝囊、丑陋的男人，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想她是多么的不甘，但她没有不从，而是安安分分地和武大郎过日子，在她心中嫁武大郎比做小老婆强。要不是武松出现，她也就和大部分女人那样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武大郎过一辈子了。要是打虎英雄武松游街时她只是远观，亦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偏偏武松是武大郎的弟弟，偏偏武松成了打虎英雄后进了她家。想想，近距离地接触一个如此高大威猛、人人景仰的英雄，而自己的老公又这般模样，叫她如何不动心？
   《廊桥遗梦》里的女主角有丈夫有儿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见到那个画家都发疯似的爱上他，何况靓女潘金莲见到武松？美女配英雄从遗传学角度看是最佳组合，潘金莲爱上武松十分在理，只不过那时容不得罢了，而《廊桥遗梦》里的主人公由于是在外国，所以才成为经典。
   武松难道不爱潘金莲吗？要是潘金莲不是嫂嫂他肯定笑纳，不是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吗？因为潘金莲是亲嫂嫂，所以他才拒绝，这也证明了武松的光明正大。
   原本安分守己和武大郎过着小日子的潘金莲被武松的到来搞乱了心情，遭到拒绝后很难再收心养性，一旦遇上西门庆这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加上王婆在旁煽风点火，又有几个女人抵挡得了？本来按“成人、自愿、私密”三原则他们并不犯法，只能算“婚外恋”。偏偏他俩又想长相厮守，那最大障碍无疑是武大郎，那时要是有“婚姻法”，潘金莲和武大郎离婚就是了，但那时没有，逼得只能用最下策的手段——杀人。
   潘金莲其实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千百年来被人骂作淫妇，也到该平反的时候了。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6-9 22:13 編輯 ]

2010-6-9 22: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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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十月革命那年出生，外公是十九路军属下的一个团长。母亲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是当年第三名（毕业证按成绩编号，她的毕业证编号是003）。三中教导处叶卓霞是她同班同学。省立女师在中山纪念堂附近，听母亲说她们看着中山纪念堂建成，课余时间一帮女同学常到工地抓小石头玩。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和父亲一起跟着中山大学逃亡，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广州。母亲一辈子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父亲常说母亲是“仕女”、“职业女性”。母亲姓周，学校的同事都尊称她“周生”，“周生”这个称谓一直陪伴她直到去世。小时候常听父母亲聊天说到中大校长许崇清，好像说老朋友那样。现在想来可能当时她在校长办公室工作，不然以她20来岁的资历怎会和校长相熟？五十年代国家院校调整，把中山大学的理工科部分独立出来成立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从石牌五山迁往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旧址，华南工学院留在原址。当时母亲很为跟哪走踌躇了好一阵，我家在西门口，去哪都一样远，后来怕河南蚊多决定留在五山。
   小时候父母亲在家经常唱歌，有时独唱有时对唱，很多当时的流行曲听他们唱多了耳熟能详我也会唱，像《和时间赛跑》、《二郎山》、《你是灯塔》等等，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李叔同的《送别》等名曲。后来运动多了，学校组织晚上学习，常常我们睡了母亲才回到家，第二天我们还没起床她又已经出门了，星期天才能见到她，平时有什么事交待靠留字条。家里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
   我懂事起母亲就在出版科（文革后改为印刷厂）工作。教授的讲义稿拿到出版科按学生人数印刷，那时还没电脑印刷，得先请人把稿誊写在蜡纸上再油印。那些写蜡纸的是社会上种种原因没有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由母亲分派给他们写，要是手快每月可有一百多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由于学校远，母亲体恤他们来回路程费时间，每天下班把要抄的稿带回家，那些写蜡纸的晚上把写好的送到我家再把新稿拿走。他们一般在门口敲门，由我们小孩拿进拿出。逢年过节那些写蜡纸的为了感激母亲常常送些应节礼物到我家，母亲一概谢绝，实在推不掉，母亲写上地址叫佣人送回去。
   文革开始时母亲是保皇派，说来好笑，她保的是她的科长——黄志强的爸爸（世界真细），她的理由很简单，认为黄科长工作认真负责，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个好科长，更何况她和黄科长交情很好，我有体会的是那时《参考消息》属内部刊物，黄科长把他的《参考消息》让母亲拿回家给父亲和我们看。随着运动，华工“黑”阵营不断被壮大，由“黑五类”被发展到“黑十一类”时，母亲也被“黑”了——外公解放前三年在军人疗养院任职，成分是旧职员——第十一类。母亲不能去保谁了，只能自保，在学习班里“斗私批修”。武斗时22路车瘫痪，她居然走路上下班，从东山走的华工，真服了她。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因大学毕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了“牛鬼蛇神”，晚上经常听到他俩小声说话，估计母亲给父亲不少安慰。68年11月我们原、子、能三姐妹一齐下乡，母亲跟着去了粤北“五七干校”。一个月内家里走了一半人，剩下戴着牛鬼蛇神帽子在农村分校当猪倌的父亲、近80岁的祖母、还有年少的弟、妹。我们没心没肺不识愁，现在年纪大了体会到当时母亲是何等心焦。
   去干校时母亲51岁多了，从她来信中得知，他们刚到粤北什么都没有，要自己上山砍树建房子。山陡路滑，两个人抬着一棵大树干下山，她常常摔跤。51岁如果是工人早退休回家安享晚年了，而她却要离乡别井到干校干从没干过的体力活。母亲一直到“9.13”林彪事件后干校撤销才跟着大家一起回来。写到这，后悔母亲在世时没问她当年跟中大逃亡难捱还是去干校难捱。我想应该是去干校难捱，逃难时虽然颠沛流离但一直和父亲在一起，国破家还在，从事的还是原来的工作；而去干校时家不成家国将不国，不但要触及灵魂，还要劳其筋骨。
   母亲回来后家才又重新又有了生气。老房子漏雨，四妹每次来信都说每逢下雨就害怕。母亲回来后第一件事是修房子，她托朋友请好了泥水工，我去买灰、沙。西门口的建材店没有沙卖，我骑自行车跑到大东门的建材店才买到，在店门口请了个大板车夫把沙子运回家。那车夫把沙拉到我家卸在院子后抬头看到母亲，他乡遇故知地叫一声“大妹”，原来他是外公副官的大公子。他和母亲叙了很长时间的旧，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述说外公在东校场练兵时的情景（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到东校场看练兵），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说外公练兵的事。他走后母亲说，他一进门我就认出他了，怕他尴尬不敢叫他，人落魄时不想见到老朋友，谁知他这么豁达，感叹了一番世事沧桑。从这里看到母亲是多么的善良。
   75年政府有政策退休可以让一个下乡超过两年的子女顶职，母亲得知后立刻打报告申请退休。当时大姐启原已招工回来，母亲想让我顶（弟弟下乡不到两年），我考虑到三妹启能还在海南，而自己在中山，主动把机会让给她，5月她从海南回来进了华工（11月我也招工回来了）。母亲要退休他们科室的人都很不舍，很无奈，她退休后三个人接手她的工作仍搞唔掂，那时还没私人电话，接她班的同事经常上门请教，母亲总是不厌其烦热情耐心地告诉来人。
   文革后十姨一家去了澳门。那时内地人还不能自由进出澳门，十姨帮母亲申请去澳门小住。母亲拒绝了，说什么时候人民币能在澳门用我才去。我说母亲迂。后来看到作家程乃珊写她母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个情节，才知道这是她们那代知识分子的骨气。
   母亲退休后给一大家子做“贴水保姆”，买菜煮饭操持三餐，我女儿出生后还给我带了两年多小孩，一直到做不动为止（因她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拒绝请人）。父亲去世后母亲主动提出要去老人院，母亲一辈子爱读书，只要有空总是手不释卷，在老人院时更是如此。母亲入住寿星大厦三年多，因脑溢血去世，终年89岁。
7月1日是母亲忌日，特以此文纪念。

   会馆里最先述说父辈故事的是何钰培，我算第二个吧。希望有更多馆友也来说说长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以反映社会的变迁，很有意义。
   林少章、廖和平、白云兄......你们父辈的故事都很有代表性，找点时间写写好吗？白云兄的“泪涟涟”很典型，小说中从没看过这个情节，不是亲历谁都编不出。这是真实的家史，不像那个初一小女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胡编“苦难家史”四处招摇撞骗。对不起，捞B，又惹你生气了，请息怒。期望你也写写你那“黄肿脚不能提”的父辈的故事。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0-12-11 23:16 編輯 ]

2010-6-19 23:18

#41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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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点看法

近日看了李银河的《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文，她除了赞扬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反腐外，还提到要开党禁和大选。这篇文章要是出现在40年前，她肯定像张志新一样的下场。现在她平安无事，文章也没给什么部门删去，证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政府越来越开明。
作为性学专家的李银河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令很多人刮目相看，但我觉得她希望由当届政府启动是否有点理想主义,有点不合实际。在台湾行得通不等于在大陆行得通。地图上大陆像只鸡而台湾像个蛋，“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么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呀。毛时代国家给他折腾来折腾去，到他去见马克思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就更富强了。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富强比民主更重要，我国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况且现在不是在最基层（村级）开始民选了吗？村那一级搞好了再县、再市、再省......循序渐进不是挺好？老百姓不希望再折腾了。
至于开党禁可能会是很遥远的事。现在是党大于一切，国产即党产，军队是党的，党主席比国家主席大、省委书记比省长大、工厂的党委书记比厂长大......能做到国和党分清、司法独立、军队独立就很不错了。

2010-9-19 13:03

#42

何钰培 (h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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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41 chenqizi 的帖子

我粗心竟未看这一篇精彩的〝子说〞。今日才发现，抵不住过气了也要顶上两句。子说：〝希望有更多馆友也来说说长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以反映社会的变迁，很有意义。〞我以为，长辈的事，已为历史，后辈如果明了其中的一些值得纪念或记录的事，则有责任把它们写下来留于后世，否则过去就过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岂不可惜。他日我们老去了，也是很希望我们的子孙会记得我们。此情同在。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讲了父亲的一些往事，写得很简单很皮毛，让在美国的外甥打印出来让老爸看。他感到欣喜万分，高兴了几天，有时间便拿出来看看。其实老爸老妈在美国最想的事，就是能常常见到自已的所有子孙，见不到面有封信都好，无信有个电活也行，可惜儿孙们常不能满足老人家的要求。人老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精神、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我父与启子之母同年出生，我母则比父年轻六年。今年乃双亲执子之手，共度七十个春秋，人称铂金婚。在此祝父母健康开心长寿。

何钰培

2010-9-19 14:22

#43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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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43

何钰培说的对。
在双亲故去后才写，会有很多遗憾。像何钰培那样在父母健在时写，他们看了会很开心，知道子女是那么的爱他们，会长寿很多。
何钰培，你爸妈有你这么生性的儿子是他们的福气。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2010-9-20 10:19

#44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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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页#17帖《道歉》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E23版有一篇文章——<“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我终于看到了当年的红卫兵向受害者道歉的实例。
话说 8名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学生44年后分别主动给文革时受他们迫害的老师写信道歉，文章全文引用了两封。文章说“道歉还是不道歉，对写信的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为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2010-10-23 13:21

#45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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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上海特大火灾——人祸

上海11.15特大火灾到今天已经一星期，心里一直很不舒服。前几天看到何钰培的帖子，说他老父好福气，善终。的确，能善终是福气。这次大火死了近60人，大部分是退休在家的老人，还有十几个月的小孩。昨天是头七，近10万市民去火灾现场献花致哀，上海市领导也集体去火灾现场献花致哀。
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是天灾，属不可抗拒；而这次上海特大火灾纯属人祸。那几栋楼本来好好的，政府要搞惠民工程，把外墙重新搞。重重分包后，最后施工的建筑单位用毛竹、竹排、尼龙网等在大楼外面搭脚手架，那些塞到墙里的保温材料也是易燃品，一句话，整栋大楼被易燃物品紧紧裹着，而大楼里住着400多人。可想而知这400多人是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况之中。这次大火是无牌焊工违章操作引起，好在是下午两点多，很多人都上班、上学去了，要是发生在半夜死的人更多。除了无牌焊工违章操作外，还有鞭炮、烟花的危险。广州禁放鞭炮、烟花有十几二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上海到现在都不禁烟花、鞭炮。
记得几年前韩国有个城市的桥断了，该市市长引咎辞职。这次上海特大火灾没见一个官员引咎辞职，不知他们怎想，是想推卸责任还是想蒙混过关？以为排着队去献花致哀就可以良心得到安宁？

2010-11-22 22:05

#46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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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操蛋吗？

这个社会操蛋吗？略举一二：
同工不同酬——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工不同酬大抵产生在性别之间、人种之间、国籍之间（可能现在已改变，本人孤陋寡闻，还望美人香人指正），而我国是“编制”内外。在国企或机关、事业单位尤甚，本来这种共产党直接管辖的单位应该平等才是，而事实是这样的单位偏偏是最不平等的。“编制”是一条鸿沟，大家干同样的工作，编制内的职工薪酬起码是编制外职工的两倍，而且两倍是最小的差距。反而外企、私企这种现象倒不很普遍。
在官场上要是某人坚持原则、坚持职业操守不按上级的意图办事，那他的厄运就来了，明明给你小鞋穿却冠冕堂皇地说“工作需要”、“组织安排”。
中央要“维稳”，地方政府不是努力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的老百姓围追堵截，甚至拉错人的事时有发生。
为拆迁而出人命（因为舆论不满，近排好些）。
社会浮躁，人人向钱看，弱肉强食。有本事的捞大钱，没本事的利用手中那怕是小小的权力耀武扬威，保安打人、城管打人，典型的倚强凌弱，更有“我爸是李刚”。
贫富悬殊、腐败成风.....

要是我们只会唱赞歌，觉得现在幸福无比，那社会还会进步吗？毛时代，我们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觉得自己幸福无比，结果如何？满身证票几十年，吃的是发霉的米（粮店特设辗米机让你复辗）、雪猪、死鱼、发黑的金针（过年配的一点）......职工十几年未涨过工资（农民的苦难大家有目共睹，不说了）......因为人民都觉得很满意很幸福，还要改进吗？不可否认毛时代社会是后退的。所以，不要一听到不满的声音就如临大敌。颠覆了？破坏了？动摇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政权也该寿终正寝了。我们表达不满是恨铁不成钢，是希望它更好，是觉得它还能进步......对吗？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1-9-26 20:05 編輯 ]

2011-9-26 09:44

#47

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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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我認為現在比毛時代進步多了，但改革過程中還存在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解決。三十年來我國力的發展，在地球村的地位提高，都是我們為之雀跃的。我想看問題要有战略和战術上的分析，战略上我們看到大方向的正确，充滿信心向前進，战術上，重視具體战役，打好每一個小仗。不是一句"操蛋"駡得它更好﹑更進步。

2011-9-26 22:12

#48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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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47帖

毛时代不是人民都感到幸福，而是他把不满的声音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剩下的都是赞歌。文革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2011-9-27 08:58

#49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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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一点想法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下月19日是他逝世75周年。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57年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毛说“要不不说话，要不进班房”（大意）。56年鲁迅墓迁移到虹口公园，即现今的鲁迅公园，墓碑还是毛题的，事隔一年，就如此无情了，不知当时毛是怎么想的。
鲁迅活着的时候既没有不说话，也没有进班房，照样做他的大学教授，过着他的中产生活。而鲁迅“引以为同志”抱以希望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却要他闭嘴！却要把他送进监牢！鲁迅九泉之下不知有何感想。细细想想，鲁迅要是够长寿，有几个劫他是躲不过的，一，他抨击过的“四条汉子”会放过他吗？“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脱不了干系；二，反右；三，文革；四，“*.*”（加起等于十）。像鲁迅这样对“现状”不满、支持学生运动和当局作对的人，作为统治者（或曰执政者）肯定不喜欢的。
如果鲁迅像郭沫若那样，毛泽东给他的评价不是错了吗？如果他坚持硬骨头精神不奴颜媚骨，毛把他丢进监狱不是不可能的事，那毛又如何解释给他的评价？
鲁迅死得早对他自己及家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幸事。对毛来说也是省心事。

2011-9-29 11:07

#50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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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

这两天晚上看一档叫《档案》的节目——《生死兄弟连》，说的是26年前和越南打仗时一个突击队的故事。当年老山前线，我军很多都是参军才一年的新兵，而“敌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他们熟悉丛林战、地雷战”（解说词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一开始我军很吃亏，牺牲了不少战士。后来改变战术，由5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其实是敢死队）通过三次“冲击波”配合大部队收复失地（事实证明这个战术是正确的）。述说者是当年的副连长、突击队队长，现在肩上四颗星。除了他的述说，还有当年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录像。摄影记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和突击队员战士们一起冲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第一手真实记录，里面的战争场面比电影、电视都震撼，因为是真实的，录像里的战士，有的是人生最后的影像。这52个战士大部分20岁不到，最小的17岁，那个17岁的小战士是他自己坚决要求下参加突击队的。他们在战斗打响的前一个晚上一起喝了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酒，大家相约战斗结束后活着的人要把牺牲战友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这次战役有16名突击队员牺牲了，包括那个17岁的小战士。26年来述说者——当年的突击队长从不间断寻访烈士的父母，履行当年的生死之约。节目说的就是这件事
看后心里很不舒服，1985年我国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美国也从越南撤军了，这两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却变成了敌人打起来了。越南人也够苦的，和美国打了十几二十年，还没喘过气又和中国打，又死那么多人。而我们，那些战士本来服完兵役回家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的工作，人生是多么的美好。然而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可不可以这样说？）让他们成了烈士。那个17岁的小战士很帅，满脸稚气像个高中生，按理他还是未成年人，应该受到保护，但他上前线了，成了突击队员。在第三轮“冲击波”中他作为爆破手在前面去爆破敌军的暗堡，一个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把他一条腿炸断了，“断腿被绑腿连着像放风筝那样飞起来”（原话），战友把他救回来后他又冲上去，壮烈牺牲。另一个刚20岁的战士，很英俊，在第二轮“冲击波”中他孤身一人冲进敌人阵地，陷入敌人的包围中，眼看就要成为俘虏，他拉响了“光荣弹”壮烈牺牲。中国历来都看不起俘虏，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俘虏回国后一直都抬不起头，在人们眼中觉得俘虏总是低人一等。人们不去想一想，成为俘虏之前他们多么的勇敢，是因为受伤、因为寡不敌众才成为俘虏，这有错吗？其实成为俘虏可以保存生命，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生命的敬畏，宁死不当俘虏成了潜意识。那个英俊小伙子当年要是做了俘虏，现在可能事业有成，起码他活着，20年后作为中越友好代表团成员出访越南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他宁死不当俘虏，他成了烈士，留给家人的是无尽伤痛（活生生的一个俊小伙转眼没了我也难受极了），每当突击队长去探望他的父亲，他父亲都老泪纵横痛哭不已。不知现在军队是如何看待俘虏问题，如何教育战士的？
我们这代人常说，什么不好的事都碰上了，唯一是没经历过战争。现在我觉得这是万幸！

2011-12-9 22:2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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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世界和平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13日日本侵略者大军入城南京沦陷。那天日寇在南京屠杀了包括战俘在内的30万中国人。据《档案》介绍，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在金陵女子学校和教堂成立了国际保护区，收留了20多万难民，其中有3000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军进城后把这3000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亦即战俘集体枪杀了。战争就是战争，哪有什么“游戏规则”？

大约两年前波兰一架载着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政要的飞机失事，机上的人是去俄罗斯“拜山”，拜的是二战时被德军关在集中营，苏联接管后杀死的两万当年波兰国家精英。他们是军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杀他们的理由是，二战刚结束，苏联没那么多粮食养他们，反正他们是“黑五类”，斯大林秘密下令把他们处理掉，为掩人耳目逐个用无声手枪杀死。人们一直都以为是纳粹干的，几十年后档案移交才大白于天下。

看来做了俘虏也不一定能保存性命。当了亡国奴更是任人凌辱宰割。

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祈求世界和平反对战争。

2011-12-14 10:34

#52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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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悬崖》有感

昨晚看电视剧《悬崖》为了追大结局看到凌晨快两点，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悬崖》太好看了，我是半路看的，二十多集时才看，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它编得好，演得好，比《潜伏》更胜一筹。它不但主演演得好，配角也演得好，演莎莎的那个小女孩最后一场和她（假）爸爸见面时哭得催人泪下。
最近大陆很多谍战片，反映了那个时代地下工作者的艰辛与伟大。但解放后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没正面战场上的“混”得好（想不到合适的字，只好用“混”，见谅。）解放没几年“潘汉年案”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典型，连周恩来、李克农为他作证都保不了他。
那些地下工作者有时真的是“百辞莫辩”。《悬崖》里男主角为了保住女主角的生命，要她假投降，要她交待的都是真东西（已经成为过去说也没大碍，只有真的敌人才会相信）。看到她的自首书放到敌伪档案里，真为她的将来捏一把汗：白纸黑字又有手印，说的又全是事实。男主角后来牺牲了，要是老潘（单线联系的上级）也牺牲了，将来从敌伪档案里翻出这份东西，又有谁能证明她的清白？另一部谍战片《旗袍》里的女主角（地下工作者）日本投降后人们都以为她是汉奸，组织纪律又让她不能明说，连她的父亲都以为她是汉奸而悲愤自杀，她差点疯了。又说回潘汉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以为有出头一天，谁知报纸上又登了毛的《论十大关系》，令他绝望而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天。后来平反了，但他没后代，连个“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人都没有。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2012-1-21 13:12

#53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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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50帖

近日从报上看了一篇文章《关于鲁迅人生的两个假设》。文章写道解放没多久，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信转到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那里，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这个问题，隔岸观火的胡适也曾有过自己的思考，1955年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说：“鲁迅若不死，也会斩头的。”而鲁迅本人关于自己命运会怎样，也曾有过设想，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里的“崩溃”，指的自然就是风雨苍黄的朝代鼎革之际，那时鲁迅预测自己会成为扫马路的清洁工，联想到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扫大街的经历，鲁迅的预测可谓一语成谶。
这说明了对于毛给鲁迅的极高评价，大家（周作人、郭沫若、胡适等人）都没当真。
在#50帖里我说鲁迅去世得早，对他自己和家人不能不说是幸事。解放后鲁迅的家人得以过安稳、受尊敬的生活；许广平可以安心地整理鲁迅的著作,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当上政协委员。在文革那个疯狂年代，书店除了“红宝书”及马列著作就是鲁迅的作品了。要是鲁迅活到解放后，他将被“改造”，他会接受改造吗？许广平将会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或胡风的妻子梅志那样，陪着自己的丈夫受难，周海婴也会因是“黑五类”子女而备受歧视，鲁迅的著作成了“禁品”。那真是天渊之别啊！鲁迅去世时上海近万市民自发吊唁、送行，要是他死于解放后会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不说，就算出现这种场面，怕又会成了什么“事件”连累不少人。所以，鲁迅是死得逢时。
说到“死得逢时”，刘少奇真是死不逢时，堂堂国家主席，孤零零死在异乡，堪比“盲流”连个真名都没有，真是死不瞑目！又算后来平反了举行隆重追悼会，那也是做给活人看，给活人一点安慰罢了。王光美会相信那盒骨灰是刘少奇的吗？当它是一件道具而已。反观康生，1975年去世时被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丧事风光隆重，可以说他死了也在偷笑，眼闭了。尽管后来被请出八宝山，那怕是被“鞭灰”，也无所谓无眼睇了。

用“解放”一词来划分时间段好像不“与时俱进”，但不管是被“解放”还是被绑得更紧，这词用了几十年，惯了。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5-9 13:05 編輯 ]

2012-5-9 12: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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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刚读到6月4号《经济观察报》上一篇推荐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被监视的生活》一书的文章——《真相的救赎》。文章先介绍了在东德，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简称）如何利用10.2万名官员和数量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线民”，严密监控着东德人民，“一切都有可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档案”。柏林墙倒塌后，安全部高层匆忙下令销毁所有档案。由于数量过于庞大，碎纸机不堪重负，官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撕毁文件。幸好销毁行动刚开始，东德民众就迅速占领了史塔西在全国各地的15处办公机构，大部分档案得以保全。保全下来的史塔西档案约有21.25亿页，涉及约600万人。波恩政府在1991年成立了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负责修复、保全、管理和公开全部史塔西档案。从1995年至今，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复原被史塔西官员销毁的1.6万多袋档案碎片，预计耗资将达3000万美元，已有275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档案，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被恢复，这个数字将继续增加。
1978年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蒂莫西.加顿艾什来到柏林，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近两年的时间中，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往返于柏林墙两侧，将他的见闻发表在《卫报》、《泰晤士报》和《旁观者》等报刊上。加顿艾什深知，像他这样的危险人物必定会引起安全部的注意，但他没想到十年后自己竟有机会重返东柏林，亲自查阅史塔西为他建立的秘密档案，并由此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加顿艾什根据他的调查写成了《档案：被监视的生活》一书。“能否正视过去是一个民族能否前进的关键。”作为英国人，他最自豪的是英国政府终于选择了正视“血腥星期日”惨案。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英国军队在镇压北爱尔兰群众游行的过程中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13人死亡，多人重伤。二十多年间英国政府面对北爱尔兰人愤怒的质问一直闪烁其词、推诿责任，使北爱问题不断恶化。1998年布莱尔政府终于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以负责的态度全面调查“血腥星期日”的真相。整个调查耗时十二年，耗资1.9亿英镑，最终于2011年6月15日发布了由2500名目击者证词组成、长达50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证实，当日在游行中丧生的民众都是无辜受害者，英军士兵枪击平民的行为是“不正当和不可原谅的”。报告发表当天，卡梅伦首相代表英国政府向死难者致歉。
文章最后说，《档案》一书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东德成为现代史上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而新德国却成为最积极、最诚恳、最不惜一切代价坦白过去极权罪行的政府。

令加顿艾什最自豪的事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件。时至今日，政府和民间很默契，大家都避而不谈，仿佛从没发生过什么，好像只有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提到的第一个词——“人民”一章里提到这件事。我想，可能再过几年，这事就灰飞烟灭了。

2012-6-4 22:06

#55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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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

何钰培的初中同学准备把她的下乡日记出书，很期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真实的思想记录，真实反映当年知青的思想状况，让后人知道“知青”是怎回事。她是文革前下乡的，当时可能她很“激进”，或者像廖和平的师姐那样，不管父母反对也要“响应号召”，抱着满腔热情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下乡后，她慢慢发现（或者醒悟）自己受骗了，现实与宣传是两回事。在漫漫长夜里，她思考自己的人生，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升学无望、工作无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下乡的。“知青”绝大部分都属于这类。

除了68年及之后几年的下乡是别无选择外，之前的下乡各有所异。
58年大跃进时很多工厂大量招工，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我的表哥和表姐刚小学毕业，一个进了缝纫机厂一个进了曙光无线电厂当学徒。那时我们小学三、四年级，班上的“大牛龟”（比我们大几岁）有六、七个退学进工厂当学徒。听父亲说那时很多中学都招不够学生。61年我们小学毕业，那届很特别（之前不是之后也不是），超过16岁不能考初中，班上有六个同学超龄被剥夺了升中学的资格。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工厂基本都不招工了，但招兵，那年16岁可以参军，有同学当兵去了。那年广州开始有去农村，下乡满三年可以回广州安排工作，即有“户口保留证”，我们称之为“服农役”。有一个同学62年下乡，65年回来当了建筑工人。我另一个表姐63年初中毕业去了平沙农村，按理66年可以回来了，人算不如天算，66年文革开始，“户口保留证”作废了。文革时的《6123战斗兵团》就是这类回不了城的知青。我表姐夫妇直到76年才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回来，在农场呆了整整13年。
64年我们初中毕业，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开始绷紧，“政审”成了很重要的一关。班主任对班上一个男同学说：“你不要报考了，你是考不上的。”没考就已经判了“死刑”，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都是骗人的！我认识一些同龄人，他们的父亲还在学校教书育人，而他们却因“神主牌唔够正”考不上高一级学校。按理要“杀”也该先“杀”“黑”老子，但事实是先“杀”了他们，根本无逻辑可言。作为教师子女，他们都“响应号召”下乡了。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又算考上了，也不等于能平安无事。65年一个在技校的同学来找我，告诉我她要去农场了。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学校开动员大会，班主任跟她说你是班长要带头报名，她只好带头报名。她去了黄陂果园。后来得知另一个男同学也从技校去了白云山农场。文革时爆出那年一共从技校、职中等共筛了600个成分不好的学生去农场，他们档案上盖的是“肃反”的印，相当于后来的“疏散”，其实名单早就拟好，所谓“报名”只不过是惯用的伎俩，好证明你是“自愿”的。文革时的《工读600名》就是这些人。
64年和我一起考三中的一个女同学，她没考上。65年时她四兄姐妹分别高、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一级学校而失业在家，街道说要是下乡两个可以安排两个。后来她和大姐去了东莞（75年招工回来），另两个在广州安排了工作。这种情况算是“自愿”吗？用“代价”二字更合适！还有很多是升学无望就业无望，只有下乡一条路，家长担心他们在社会游离浪荡学坏无奈之下把他们送到农村。
68年下乡大家都知道是怎回事，不说了。
69——71年应该和68年差不多。大学停招，工厂“抓革命”不促生产，大量中学毕业生除了少数留城外基本下乡。
72年的政策是“一半工一半农”，家中兄弟姐妹有一半下乡另一半可以留城。托“林彪事件”的褔，这一年最宽松了，开始招工回广州，孩子全不在身边的家长可以回来一个子女。
73年后政策又变了，是“身边留一个”，招工回广州也停了。兄弟姐妹中只要有一个在广州，其余都要下乡。所以，我五姐弟80%下乡！
75年邓少平复出，“抓革命、促生产”三株“大毒草”出台，工业全面复兴，我们才得以大规模回城（下乡超过两年可以招工回城）。76年邓少平又一次下台，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车间的工人对我们说：“你们要感激邓少平，要不是他，你们现在还在农村。”
直到80年代初，“上山下乡”这个怨声载道的政策才终于寿终正寝，成为历史。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缓解就业矛盾有极大关系。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民生工业凋零，工厂企业容不下那么多新生劳动力，而农村真的是广阔，而且农民除了布票需要国家“计划”外，其余都“自给自足”，或者说“自生自灭”。把城市多余劳动力放到农村，在当时似乎也算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又减轻了城市供应负担。只是苦了广大知青，而国家花了300个亿落个“三不满意”，即是一无是处。
改革开放后倒过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已经两代人，现在还闹“用工荒”，不是“恍如隔世”，是真的隔世！。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6-30 21:14 編輯 ]

2012-6-30 11:14

#56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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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29帖

一直都觉得29帖里最后一段有点不妥。其实董存瑞何尝不是死在两派武斗里？只不过是规模更大的武斗。黄继光就更是死在帮隔离人家武斗中。虽然他们是那么英勇壮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语录之一，那时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至理名言。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是不是有点“烂仔思想”、“土匪作风”（有枪便是草头王）？为什么不能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去取得政权？近在眼前的台湾政权更迭就没有用“枪杆子”，没有通过“武斗”。而解放战争中双方战死沙场的军人比八年抗战牺牲的中国军人还要多，冤不冤值不值啊！
那些有帝王思想的掌权者是不会珍惜人民生命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视老百姓为草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条语录我们耳熟能详，所以培养了一代对生命没有敬畏感、“不怕死”的我们。
文革中武斗而死的同龄人，你们能安息吗？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8-21 12:28 編輯 ]

2012-8-21 12:20

#57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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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

41年前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在几个月后才知道。
记得那年国庆节后林惠兰从广州回来跟我们说，27层旁边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巨幅画像给拆下来了。我们都预感到中国领导层发生大事了。后来听在我们处搭食的男知青说，林彪反对毛主席，坐飞机去苏联摔死在蒙古，党员要保密，否则开除党籍，有人告诉老婆真的被开除了。
一段时间后（具体什么时候忘了），接到通知社员分批到大队部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想是这件事了。大队部是祠堂，进去后大门紧闭，营部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包围着会场，从未见过的大阵像。那天四类分子大概都安排得远远的干活去了，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是防有人暴动？
中央文件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不外是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说大不了上山打游击，还有林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等。不知农民们听懂多少，但有一点肯定听明白：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企图谋杀毛主席抢班夺权，而毛主席一早就知道！在震惊之余是不是觉得很滑稽？散场时大家都默默无言，可能太突然一下消化不了吧。

“林彪事件”过去四十年了，真相如何？1975年去世的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公开了，而在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依然还是秘密。

[ 本帖最後由 chenqizi 於 2012-9-13 21:14 編輯 ]

2012-9-13 14:13

#58

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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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

谢家榕曾在八卦坛《转一个帖子都几好笑》跟帖说，“明年大陆换届，四年前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接班了。”他说的一点没错。

四年前习近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前一点时间他从地方（上海）进京，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党校校长。而差不多同时，薄熙来从京官（商务部部长）调到地方（重庆）。当时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山不能藏二虎，大家咁高咁大，谁服谁呀。大家都知道有戏，但估计谁也没想到剧情会是这样发展。
薄熙来的目标是十八大进政治局常委，假如他的老婆没杀人，假如他没打王立军耳光，会是如何？据报道，薄的贪腐历史悠久，在大连就有，而他却一路官运亨通。杀人是偶然事件，贪腐是常态，常态要靠偶然来曝光，是不是太无道理？
习近平的爹62年因为《刘志丹》这部被毛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小说而落难，文革时的遭遇可想而知，可以说习近平的青少年是在压抑中度过的，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是和马比，要是在骆驼群里瘦死的骆驼崽是被欺负的。他16岁不到就到陕西插队当农民，按现在的标准是童工，当时的陕西农村和我们广东农村根本无得比，而最令知青难熬的是跳蚤，用习近平的话是“痛不欲生”，当地人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的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和他一起的二三十个知青，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最后一年剩下他一个。75年他被推荐上大学，那是他实实在在的表现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习近平在福建当官十几年，赖昌星的糖衣炮弹肯定也曾瞄准他，事实证明他没被打倒。也许有人说，没曝光前谁都是好官。但我觉得国民党都有马英九这个“不粘锅”，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有呢？之所以大家不相信，是因为不透明。
有人说，从政就不要贪钱，经商就不要想权。有理。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2012-11-20 13:37

#59

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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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

千金難買少年穷，這是老人說的。我們的國家能有這麼個從青少年期就挨苦，而且压不倒的人當家，人民有希望了。
為甚麼四年前就能知道是誰來接班？為甚麼四年前不留下薄，是否早有明眼人看出他的不可靠，而要等適當的時候，讓他暴露夠了才能處理？

2012-11-20 18:2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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