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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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号吹出了人生不同的旋律〔之二〕
1968年下半年〔大慨是九月吧〕，三中发出通知，全部学生回校，作毕业分配。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集训，最后分配方案在军代表的安排下出炉了。我班除了七八个同学可以留校作辅导员外，其余都分配到海南岛农场或省内高鹤、高要等地的农村，如能自行联糸农村肯接收的，则以投亲靠友的方式自我下乡。当时分配我到海南陵水农场，感觉太远。母亲就回外海公社老家找生产大队，左求右乞方同意我与我妹到来插队落户。下乡前，三中给我们发了高中毕业证书，应办的手续也搞齐了，跟我几年的园号也交回学校。11月4日晚，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大沙头客运站坐上广州至江门的花尾渡，告别了城市，静悄悄的黯然下乡去了。
在农村
在下乡漫长的七年中，其中有几段插曲跟吹号有关，也影响着我的人生。70年间高中同学龚竹生〔三中乐队吹小号的〕介绍我买了一支广州和声管乐乐器厂制造的小号，因文化革命生产的乐器已无文艺团体要购买，只好低价处理，45元就可买到一支新的小号。确实很吸引，向家里讨了钱就有了我自己的小号。虽然在学校是吹园号，但吹号毕竟大同小异，拿回来吹上不久就很熟练了。71年间，在生产队挨了两年的苦，那时农村也开始普及初中教育，每个大队都有学校，而且都有初中班，教师奇缺。知识青年正好补此空缺，于是各大队的学校就有了知青老师的身影。当了老师就有时间和兴致吹吹小号，在农村就显得很新鲜和特别了。那时新会县正在崖南公社古兜山兴建水库，各个公社大队都要派出青壮劳动力轮番驻扎在山上，各学校也要抽调几个年青老师支援一个月。我带着小号上了古兜山〔现山下搞了一个古兜温泉〕，工余时间便对着翠绿山谷吹响《我的太阳》《阿依达进行曲》，燎亮而优美的号声在山峰间漂绕、回荡，响彻整个水厍工地，也吸引了不少民工的目光和赞赏。其中有日，有位知青老师闻声寻至，搭讪交谈，方知他是佛山来的68届高中生，也是投亲靠友回老家，他姓伍，现是外海公社南山大队学校做老师。大家是同类项，有点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自此后，我们便成挚友，更为知己，绵延至今。这是吹号吹出来的一段友缘。〔便是南山雨夜兄〕
文化革命中江青这个文艺旗手，在几个样板戏中加入了西洋乐器伴奏，美名曰〝洋为中用〞。66-67年间，我也跟广州京剧团演出《红灯记》《沙家滨》时吹园号伴奏。各地剧团都跟风，当时新会粤剧团派人来招工〔演员〕，有老师推荐我见见招工同志，吹上几段。当时感觉他们都满意，以为肯定会录用。但最后还是无了音讯。据说是政审通不过。过了一段时间，龚竹生突然到了乡下来找我 ，说他现在已投考了佛山地区文工团吹小号，要招两支小号，问我可有兴趣前佛山报考。闻讯大喜，即跟龚竹生到佛山应试。感觉良好。龚说十拿九稳。喜从心中来，满怀希望地等待，以为从此可脱离苦海。谁知过一段时间龚竹生告诉我，文工团已派人到生产大队联系调人，但被大队陈福书记以出身不好不能进文艺队伍为由拒绝调出。不禁大失所望，悲凄自心中涌出来。更悲的是，书记以学校不需教师为理由又把我贬回生产队养猪去了。这位陈书记乃受极左思潮影响，认为出身不好就该当在农村锻练，妄想进文艺队伍就是不安心农村干革命，当个老师也不行了。幸而在生产队只干了大半年，在校长和其他老师的要求下，书记又同意我返回学校当了初二班的班主任了。当老师直到75年6月回城时结束。大队陈书记在我回城后三年左右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为当时在大队压制我而道歉。书记事后向我道歉于事无补，但也使我以后对这书记不再怨恨，甚至还觉得这样的干部也很难得。而我的同学龚竹生在佛山文工团吹了很多年小号后转回广东曲艺团回广州了。我们一直有交往到今。
在工厂
75年政策允许知青顶替退休父或母回单位接替工作。52岁的母亲就办了退休让我回广州第六制药厂工作，在此之前妈妈向厂工会负责文艺宣传的潘锡威说儿子吹号如何如何，令潘同志为之感冒，常敦促母亲快办手续。在我回厂报到之前甚至向厂人事部门不要安排我上三班，免得日后影响宣传队活动。当时厂已有一队乐队，但会乐器的不多，水平也不高，得知有个会吹号的人来报到，搞工会宣传的人自然高兴。我在厂报到后安排到膏剂车间配制组工作，无几天潘锡威就带我去中山五路长江乐器店买了一支260元的上海小号，正式是第六制药厂宣传队成员。在乐队里我发挥着我的技能，协助潘锡威逐步扩充乐器，招收队员，初时只有几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我进厂后添了小号两支、长号、黑管两支、爵士鼓一套、昔士、电结他、电子琴、洋琴等等，有十多个人组成的乐队也显得少有规模了。我负责乐队的指挥、作曲、编曲、写谱、排练和吹号。潘是领队。几年下来乐队水平得到提高，经常在厂内晚会表演节目或在厂舞会中伴奏。1978年后，潘还经常联系到其他厂或文化站伴舞会。后来就演变为〝炒更〞找外快，一个星期多有七晚少也有五晚在市三宫等驻场伴舞会，七点半至十时吹两个钟头〔中间休息放录音半个钟〕便有五元钱。一个月算来炒更钱比工资还要多。既有收入又有娱乐何乐而不为。当然也牺牲了不少与家人、妻儿在一起的时间了。这炒更大慨维持到1986年我在供销科当副科长分管医药原料、包装材料供应工作，出省外联糸业务时间较多，无暇炒更，便自行退出再不炒更了。但在厂〔当时已改名为广州市何济公制药厂〕内，逐步因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乐队还是生气勃勃，还组织了五十人的合唱团，时而排练，时而演出，我担任指挥，如鱼得水，潇洒自如，严然一个专业架势。在集团公司的演出中得过冠军。92年在荔湾区文化馆组织的器乐大赛中，我在文化公园中心台小号独奏《阿依达进行曲》何济公乐队伴奏，得了一个特别奖。93年被市政府邀请到市府广场参加国庆大会的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的男声领唱魏同志还被黎子流市长请上主席台握手留影。让何济公合唱团名声大振。1993年5月，时任经营副厂长的我接受一项任务：只有三十万元的预算，为何济公制药厂建厂55周年筹办庆祝活动。三十万元看似很多，但要搞庆祝活动就显得不够，要请电视台和主持人，要请一两个明星来充充场就得花上十万八万，此外还要酒席八十台，礼品几十份，还要到深圳沙头角开个产销联谊会。无法子只好靠自己。我根据厂内乐队，合唱团的能力，设计了一个小时的文艺节目，全都由自已员工负责演出，由供销科两位副科长任司仪，我任庆典指挥。在解放路迎宾馆宴会大厅隆重举行了厂庆五十五周年的庆贺酒会。因为表演者大多是供销科人员，来观礼者大家都认识，看演出反倒有种亲切感。席间又搞搞抽奖，气氛更为热烈。客人来感受到热情，都赞扬我们的庆典搞得不错。节俭而隆重，好！
在公司
1995年1月广药集团领导下调令：调广州市医药物资供应公司夏泽民任广州市何济公制药厂厂长；易方厂长退居二线继而退休；调何钰培任广州市医药物资供应公司副经理〔官升半级〕；同时进行。〔夏原是我的前任，92年4月他调到物资公司时我接副厂长的班，想不到几年后我也要跟他换换单位。想想我跟这位夏厂长还真有点缘份：1977年底我在广州市医药工业局宣传科作写作人员时被指定采访夏写先进事迹材料，因他被评选为年青工人先进分子；1978年3月我被厂召回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名义进入供销科，而他则完成此任务调回车间升任副主任；此后我一直留在供销科，1981年11月升为副科长；1985年夏从车间提升经营副厂长，成为供销的主管；1985年夏升官，他原住的光雅里48号702房由我接手搬入；1985-1992年间在厂经营工作中鞍前马后，用心用力为供销长年出差在外，与他共进退，有数不清的共同回忆；1992年4月他调到物资公司，他的办公桌由我接用；1995年1月，他调回厂我又要到物资公司接管他的办公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此密切的人，据说就是他提出把我调走的。离开一个为之服务了20年的企业，离开我那一帮有多年友谊的兄弟，离开在厂里一直陪着我的小号和乐队的老友，离开我与之建立深厚合作友情的兄弟单位的哥们，想想自已是怎样的用心为了何济公，要离开真的舍不得！〔前几天到天津，天药的副总都说：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对何济公的感情了！〕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我离开了何济公，乐队也象没灵魂似的，竟然从来无集合过一次，更遑谈排练、演出了。树倒猢狲散有时是真的。乐器据说也散失了，真惨！
在社会
离开何济公，我也无心机再吹小号。房子装修搬家时一气之下把小号也踢给收破烂的，不要了。在物资公司，工会主席建议我搞队乐队我推却了，好象积极不起来。过了三年终于觉得无趣，干脆辞职跳〝海〞了，自己搞个物资公司玩玩，反倒自由自在。现在又怀念起那支小号，最后我的高中同学帮我买了一支二手的小号，两百大元。只能偶尔吹吹，但咀劲不够，曲不成调了。吹了几十年的号，沿着旋律追寻往日的记忆，就变成了这首曲，弯弯曲曲的曲了。
[ 本帖最後由 何钰培 於 2009-9-6 14:1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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