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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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保䕶者（世界日報8月11、12日連載）
我知道春明伯的名字，是在一九六六年底一個寒冷的日子。由於父親是私人醫生，八月被紅衛兵批鬥多次後，九月和媽媽一起被街道派出所遣送回故鄉廣東新會鴻鈞里，當時我和外婆及哥哥一同被趕出了自家的洋樓，搬到一間沒有水電、廁所的小木屋裡。一直到年底，才收到父母從故鄉寄來的信。爸爸在信中說，剛回鄉時，的確好艱難，但全憑春明伯的關照，現在已經不用下田了，而是常給一些鄉親看病，告訴我們毋須掛念。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全國學生大串聯已基本結束，學校停課，我回故鄉探望父母。見到瘦了、皮膚黑了的爸爸媽媽，真是悲喜交雜、恍若隔世。由於父親是戴著「被遣送回鄉牛鬼蛇神」的帽子，剛回到故鄉時，治保主任想整蠱父母，此事讓春明伯知道了，立即找到治保主任，把他臭罵了一頓。
春明伯那族人在上世紀初，很多都是幫我爺爺在廣東四會市的杉木公司打工的，現在的村長和會計都是春明伯族人，而春明伯本人則是古巴歸國華工，響噹噹的紅五類背景，自然是一言九鼎。
父親和春明伯都是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春明伯比父親年長兩歲，小時候同在故鄉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春明伯的父親在我爺爺的杉木公司打工。爸爸十二歲那年，離開了鴻鈞里到廣州教會辦的中學裡讀書。兩年後，春明伯的一個大伯從古巴回鄉省親，看中當年十六歲的春明伯，把他帶到了古巴哈瓦那的餐館裡工作。
十幾年後，剛過三十歲的春明伯積攢了一筆錢，知道了一位在香港經營雜貨店的鄉親打算告老還鄉，要把小店出售，便決定返回香港成家立業。
他先回故鄉娶了媳婦，然後在香港買下了這間小店。夫婦倆齊心合力經營，日子過得溫飽知足。他倆只得一子，孩子接受完整教育後順利工作、結婚生子，祖孫三代一同居住，其樂融融。 到了六○年代初，春明大嬸過世，雜貨店也賣掉了，春明伯深感寂寞和侷促，便決定返回故鄉居住。當時春明伯已快七十歲了。
從爸爸口中，知道了春明伯的歷史。全憑他，爸爸才能在那腥風血雨的日子中安然無恙，我對春明伯充滿了尊敬和好奇。晚飯後，爸爸叫我跟他到春明伯家坐坐。
春明伯單獨一人住在一間四房兩廳的大屋裡，當我和爸爸進去春明伯家時，大廳裡已坐了六、七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其中一個有長者之風，高大慈祥的老人看來就是春明伯了。在春明伯旁邊留有一張空椅子，爸爸在空椅子上坐下，我則坐在爸爸旁邊。
聽著這群人天南地北閒聊，會計炳叔拿起郵差每天送來生產隊部的「南方日報」，讀了一篇社論，然後很有權威地對著父親說：「四叔，根據政策，你是被搞錯對象，你們會很快返回廣州的。」從眾人的眼光中，我看到了大家對爸爸的尊敬與同情。
自從被抄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種友善的眼光了，突然間，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強忍著眼淚，在眾人的注視下，對春明伯說：「春明伯，多謝您，如果不是您將治保主任鎮住，爸爸媽媽就會被他整死啦。」有如從冰凍的荒原被人救回到一間燒著柴火的溫暖小屋，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
春明伯拍著我的肩膀說：「那治保主任解放前是個遊手好閒、拐騙的爛仔，有我在，他不敢作惡的。一個醫生，不讓他看病，而叫他去耕田，這在歷朝歷代都未聽過！」
我在鴻鈞里的日子，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找爸爸看病，他們送來的食物多到吃不完。我一直住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才返回廣州；年底，下放到東莞務農。
一九七九年我和外子移民美國時，父親已獲平反，返回廣州原居住的洋樓。幾年後，收到父親的來信說，春明伯逐漸不能生活自理後，兒孫把他接回香港，以將近百歲的高齡，在兒孫們的圍繞下，安然逝世。三年後，父親亦乘鶴西去，相信爸爸與春明伯，會在天堂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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