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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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鋼琴老师（世界日報 2021年10月16日）
1975年，我在香港銅鑼灣法國聖保祿醫院物理治療部當助手，住在醫院的職工宿舍裡。有一天，同事江姑娘拿著一則報紙廣告走來，內容是位於北角的《南方音樂社》創立，老師都是來自國內著名音樂學院。教學的種類繁多：有鋼琴、小提琴、各種民族樂器、聲樂、樂理等，學費亦不貴，每月只需60港元，每周上一堂課。
江姑娘想學琵琶，而我從小學過鋼琴，想想可以到醫院對面的《粵華琴行》租琴來練，便和她一起到了《南方音樂社》。這是北角一間很普通的單位，約1000多平方英尺，一廳三房。盧老闆是一個愛好音樂的香港中年人，他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認識了這群才華橫溢、剛到香港不久的音樂界人士。由於人生地不熟，他們空有一身技藝，為了餬口而用非所學。所以盧老闆開設了這個音樂社，介紹他們給香港人認識。
江姑娘跟了一位從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來的老師學琵琶，而我則跟武漢中南音樂學院的黃慶雲老師學鋼琴。
黃老師是一個琴技高超、教學經驗豐富的音樂學院老師，在她的嚴格指導下，我改正了小時候彈琴的不少壞習慣，第二年就通過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六級鋼琴試。我對南方音樂社的老師們，亦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們都是印尼華僑，在六○年代初印尼政府排華時返回中國。
印尼獨特的歌舞文化，使從小在那兒長大的華人亦充滿藝術細胞，所以他們回國後多進入音樂學院和舞蹈學校。
黃老師和她的先生翁老師祖籍都是福建，他倆小時候都是當地有名的音樂神童，翁老師拉小提琴，黃老師彈鋼琴。在黃老師12歲時，雅加達電台就為她彈奏的樂曲錄音，在全印尼播放。當她才20歲時，印尼排華，這對戀人結伴返回中國，並一同考進了中南音樂學院。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都獲留校任教。婚後不久，生下了大女兒，他倆對前途充滿希望，給女兒起了個名字叫「春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作為出身大資本家的音樂學院教授，他倆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業務荒廢，每天都要寫自我檢討，還要帶著剛學走路的春曉，生活十分艱辛。幾年後，學校復課，但他倆對這個國家已經失望。這時小兒子出生，起名「勁松」，因為他倆知道，前途坎坷崎嶇，必須像松樹一樣堅韌，才能生存。
1974年，當他們得知印尼歸僑可以返回出生地時，立即辦妥了所有手續，於1975年初抵達香港，當時春曉13歲，勁松5歲。
到香港後，翁老師考進了香港管弦樂團，黃老師在南方音樂社任教，約兩年後，她就在醫院對面的灣景樓供了一個單位，自立門戶了。我一直跟她學琴至八級鋼琴考試，於1979年初和外子移民美國才停止。
春曉中學畢業後，到紐約音樂學院取得了聲樂碩士學位，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拿到了百老匯歌劇《國王與我》皇后的角色。黃老師夫婦和兒子後來也移民來美國，黃老師繼續挑起家庭重擔，以教琴在紐約再次打開了一片新天地。翁老師已經在十多年前去世了，勁松在紐約事業有成，獨生女兒是當地音樂神童，在一所特為培養音樂天才的專門學校裡，跟隨名師學習。
我一直和黃老師保持聯繫，今年她已經80多歲了，仍在教授鋼琴。黃老師是我生命中最尊敬的人之一，她獨立自強，彈著鋼琴走天涯，天生我材必有用。前半生不斷逃亡，逃離印尼，逃離中國，逃離香港，最後到了美國。她在我的心裡，是如此之高大，就像一棵傲立在天地間的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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