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q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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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长，分三期连载，我只看到上、下，找不到中。作者说了自己当时的状况及体会，还说了最近在东南亚令人毛骨悚然的见闻，不禁想到：我们当年憧憬的东西对我们的“民族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再抄录几段：
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了，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
那时我只能相信我们辛勤的耕作是“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事实如此，而是因为我只能相信如此！
像我们这样的“信仰”确实无法与那些法国传教士相比。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放弃了世俗利益，而我们无论意识到与否，实际上是在世俗利益被剥夺、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情况下树立“信仰”的。一旦可以选择，我们就不再坚持。
我们也的确“经不起考验”，像墓地中那些为信仰虽九死而无悔、甘愿埋骨穷乡僻壤的宗教圣徒，我们中几乎一个也没有。知青运动潮落后仍然留在村里的绝无仅有者，也多是因为成了家、有拖累、在城里生存困难等世俗原因而留下的，他们现在多已被遗忘，在缺少人生意义和尊严的艰难生活中老去，没有谁问他们是否“青春无悔”。而发出这种豪言壮语者都已离开农村，评价知青运动的话语权如今也是在后者、尤其是今天有头有脸的人那里，但是我们这些幸运者真比那“沉默的大多数”更有资格评论这场运动吗？
天下兴亡，官家有责；监督官家，匹夫有责。而欲尽此责，匹夫须得有权（公民权利）。不改变“权力任意侵犯权利”的状况，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
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遭的。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和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世人皆知高棉人民在那几年经历的恐怖浩劫，而少人注意华人死亡率那时数倍于高棉人，华人中的“侨共”更是没几个虎口余生。但就在这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吗？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
如果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下去，而使那些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真正改善我们的“民族命运”，为此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个人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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